约翰：

你好。

是的，我记得《往日回首》。芬斯塔德先生常被视作我演员生涯的引路人，我记得和他相处的每一个细节。

那天早上，我和母亲步行前往贝克斯河岸。等我们到达时，已经有不少好奇的人聚集在剧组周围了。身处拥挤的人群中，母亲发现自己有个纰漏：她不知道哪个人是导演。她带着我，逢人便问：“你是导演吗？谁是导演？”那些人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把她挡在围观人群中。这时，她发现一群穿着军装、正在排练的临时演员。她思考了一会儿，把我推进了他们的巡游队伍中。

那年我七岁，还是个矮矮的小土豆，身高和那些男人的大腿齐平。他们行进的节奏被我打乱了，都厌烦地看着我，我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回家躲起来。但是，当我看到人群中母亲那哀求的表情时，我想起了她带着我念的咒语。我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我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我必须演戏”，强迫自己跟上临时演员们的脚步，跟他们一起行进，同时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表现出对表演极有兴趣的样子。

一开始，我笨手笨脚，但跟着他们走了几圈，我开始找到自己的节奏，加入一些有力度的舞蹈动作，还高声跟着士兵们唱军歌。人们开始注意我，为我打拍子，为我喝彩。虽然我并不喜欢在人们面前表现自己，但我发现自己天生就知道如何吸引他们的目光。

尽管我赢得了许多目光和掌声，但士兵排练结束后，我还是被一个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喇叭的男人推入人群中。母亲在我耳边说，那个人就是“副导演”，通常是剧组里最凶恶的那个人，绝对不能招惹他。母亲希望我短暂的风头能吸引导演的注意，但下一秒就从副导演口中听到了导演今天不在的消息。母亲问他是否能为我安排一个小角色，他将母亲上上下下打量了几个来回，母亲勇敢地直视着他，他撇了撇嘴，说他无权决定。

回家的路途气氛惨淡，我不知道这算成功还是失败，母亲则有些焦躁，她不停地将两只手合在一起、分开，好像为某个决定感到懊悔。经过森林景观公园时，母亲带我走进了一家教堂。布道会早已结束，教堂里只有一位神父在扫地，母亲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和他相互致意。她带着我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静静祈祷，我想她可能是从上帝那里借来了力量，因为当她走出教堂时，她的信念更强烈了。她坚定地说，导演明天一定会来，让我再做一次。

我们沉默着吃了晚饭，我给小狗斯蒂芬喂了一些面包。睡觉前，我在被窝里祈祷，祈求上帝让导演喜欢我，愿意让我出现在电影里。母亲为我关灯时听到了我的声音，以往我必须安安静静地等待睡眠降临，但这次她没有责备我，而是在我身边躺下，和我一起一次又一次地祈祷。

第二天，虔诚的信仰让我们如愿以偿。

母亲在旧报纸堆中找到了一张芬斯塔德先生的照片，她记住了那张面孔。她指了指一个坐在摄影机后面的人，要我对他微笑。我和昨天一样，冲进临时演员的巡游队伍中，努力表现得活泼可爱。没多久，导演就注意到了我，当排练的队伍停下时，他看着我微笑鼓掌。母亲挤到我身边，俯下身子对我耳语：“塔季扬娜，跑过去，坐到那个人大腿上，快去。”我照做了。

芬斯塔德先生有一头白发，贴着头皮，梳得十分整齐，鼻子和嘴唇之间留着一撇灰白的胡子，他的眼睛弯弯的，看起来像圣诞老人般和蔼。但是穿过这层童话般的面纱，又会发现他的五官实际上大而粗犷，整张脸有公牛一般的侵略性。他雪白的衬衫浆得有棱有角，外面套着一件青果领开胸呢马甲，表面刺绣着马的图案，每一只都不一样，有的在奔跑，有的在低头休憩……他的背心口袋中放着一只瑞士产的金怀表，胸前垂下细细的、橄榄枝纹样的表链。我们这里没人穿这种不实用的马甲，也没人用怀表，就连有钱的房东们也不用，他们主要佩戴腕表。如果想知道时间，抬头看看社区钟楼外悬挂的表盘，听听大钟整点报时的声音就可以了。

芬斯塔德先生给了我很多糖果巧克力，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我说，我叫塔季扬娜，就住在不远处的平房区，我想和伊丽莎白·泰勒一样演电影。听到这句话，他抬起眼睛看向人群中的母亲，他看了她很久，接着他低下头，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可不想出现在电影里，去告诉你美丽的妈妈，这个复杂的行业不适合你。”我沮丧极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拒绝了，母亲没有告诉我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束手无策，但我知道自己绝不能就此罢休。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机械地重复着：我叫塔季扬娜，生日是10月25日，我想演电影，就像伊丽莎白·泰勒一样，能不能给他唱一首歌。我抓着他的手，不断恳求他，最后他心软了，说“你唱吧”。

我记得我唱了一首古老的民歌，歌词大致是这样的：

“你们乘着小小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