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间强渡了默兹河。

渡河后再次没有停顿，而是以惊人的速度直冲法国腹地。

其前进的速度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奉命阻击的法军一次又一次地发现，阻击线早就被德军突破！

由于没有及时收到来自默兹河一线的战报，直到13日晚上，乔治仍保持着盲目的乐观，可是，到次日上午，随着战报的抵达，这种乐观便荡然无存了。

日后成为着名战略家的博弗尔将军，当年还只是一个普通参谋。

5月14日，他陪同甘末林的参谋长杜芒克将军前往东北战区司令部，因而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屋子昏暗，气氛就像是死了人的家庭在守夜。只有某人讲电话的声音打破沉寂。

（乔治将军的）参谋长颓废地跌坐在椅子上，乔治脸色苍白地迎向杜芒克，悲喊道：‘我们的色当防线已经被突破了！部队已经崩溃！’他坐了下来，哽咽着抽泣起来。”

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开来。原来还歌舞升平的巴黎忽然有了战争的气氛。

短短一小时内，出租车和公交车就一扫而光，全部被征用去疏散难民、运输军队，私家车主们则拼命逃离这似乎即将沦陷的绝地。

外交部率先开始焚烧文件，“每个窗口都有文件和卷宗倾泻而下，海事部的水手将该部文件弃至海中，慌张的职员忙将纸张投入柴火堆。大火堆终日焚烧，焦黑的残片在惊愕的路过者间飘落。”

甘末林竭力保持镇定，却完全找不到翻盘之策。

德军究竟是如何把阿登的死路，变成了打破僵局的蹊径？何以法军的种种预防全部失效？5月13至14日的默兹河畔，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当年的局中之人固然是如坠五里迷雾之中。

70多年后，事实上还是没有几个人真正清楚当年西线剧变的真相所在。

甘末林对匆匆赶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沮丧地总结道：“量不如敌，质不如敌，术不如敌。”

但是，联军除了飞机数量略少外，总兵力、坦克、火炮等关键指标的数量均在德军之上。

就武器平台本身的质量而言，联军亦不弱于德军。

甘末林的总结，正表明联军将领完全没有搞清楚德军之所以能赢得胜利的关键。

直到战争结束，甘末林仍拒不相信德军在默兹河的突破及随后的纵深挺进是计划性行动：

“那是一个杰出的行动，但是否事前即已完全预知呢？我不相信是如此的——最多是不会超过拿破仑对于耶拿会战所能预料的程度，或是老毛奇于1870年的色当会战。那是一种对环境的完美利用。”

但是，至少后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次，德军的胜利确实是计划的胜利。

只不过，这计划不来自最高统帅，也不来自参谋总部，而来自基层，来自两个大名鼎鼎却一直被国人雾里看花的军事奇才——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

如果说古德里安继承的是塞德利茨的传统，曼施坦因继承的则是老毛奇的衣钵。

前者是机动战大师，一战后德国装甲部队的主要缔造者。后者则是德国参谋总部培养的精英，精通军事战略和作战协调。

早在1935年，曼施坦因就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次年又升任参谋次长，只是被德军高层的人事纠纷殃及，才如星宿下凡一般，进入基层参谋群体。

曼施坦因对总参的西线计划丝毫不抱幻想。

他深知，德军的优势在于作战层级的机动力，以及大型会战的策划、执行能力，如仅从战术角度讲，联军的机动力和火力甚至超越了德军。

比利时走廊空间过于狭小，德军的优势被缩小，联军的优势则被放大。

这种情况下，德军很难快速突进法国的东北工业区。

即便实现了突破，只怕也是损失惨重，后劲全无。

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施里芬计划”的要点从来不在奇袭，而是借助敌人错误的机动，进行反作用力打击。一战时的法军，迷信攻势主义，又急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失地，从而在法德边境方向发起了着名的“第17号作战”。

德军顺势利用这个错误的冲力，取道比利时走廊，本着“攻敌不守”的原则，长驱直入，

一锤砸在法军的背上。法军越是深入德国境内，损失就越惨重。

当年德军的一大错误就在于修改了“施里芬计划”的精髓，把旋转打击搞成了大而无当的钳形攻势。

法德边境的德军攻势越猛，越是把法军赶出了包围圈，使之可以发挥内线优势将德军的攻势逐个击破。

同样的道理，这一次的大战，德军要想低成本获胜，就要充分利用联军向比利时境内的推进。

假如德军拘泥于“施里芬计划”的形式，仍将主攻方向设定在比利时，就等于重犯当年在法德边境以攻对攻、正面迎击法军第17号计划的错误。

德军现在要利用马其诺防线无法移动的特点，以及联军深入比利时的冲力，加剧这个南北向的张力，一面在马其诺防线当面仅以少数兵力钳制守军（实战中，德军在法德边境上只放了17个师，就牵制了对面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