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

周先生是早晨6:00坐上的火车，中午12:00，他抵达津门，路上花了6个小时。

要是后世从京城到津门，坐高铁只需30分钟，坐动车需要50分钟，如果乘坐普通列车，最多两个小时也足够了。

而周先生却用了6个小时，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火车速度相当之慢。

一到津门，周先生马上下了火车，换乘另一趟火车前往金陵。

他不是要回越州吗？为什么要去金陵呢？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直达越州的火车，他必须先去金陵，到了金陵再换乘别的火车去魔都，到了魔都还要再换一趟火车去杭城，然后从杭城坐船回越州。

1月2日下午，周先生抵达金陵浦口，浦口是一个镇子，归金陵管辖，但是位于长江北岸。

当时的长江之上没有大桥，火车轨道修到浦口就戛然而止了，所以周先生只能坐到浦口。

他在浦口下了火车，在码头上买了一张船票，坐着轮船渡过长江，再雇一辆人力车赶往金陵火车站，然后换乘去魔都的火车。

1月2日傍晚，周先生抵达魔都，在魔都旅馆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他去魔都火车站买票，坐上了前往杭城的火车。

1月3日下午，周先生抵达杭城，在杭城旅馆住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他雇船前往越州，当天晚上安全到家。

从京城到越州，直线距离1000公里，开车最多15个小时，坐动车最多7个小时，坐普通列车最多一天一夜。

周先生呢？1月1日早晨出发，1月4日晚上到家，竟然在旅途上度过了四天零三夜！

回到家的周先生自然要好好休息一下，不能立马就走。

所以周先生在老家住了大半月，卖了老家的房子，收拾好了行李，带着母亲和三弟回京城。

返回时的路程跟来时一样，只不过在次序上颠倒一下：先从越州坐船去杭城，再从杭城坐火车去魔都，再从魔都坐火车去金陵，然后从金陵下关坐船过长江，从浦口坐火车去津门，最后从津门坐火车到京城。

周先生等人1月24日下午从越州老家出发，1月29日下午抵达京城的新家，这回总共用了五天零五夜，比来的时候花的时间更长。

为什么花的时间更长？因为从越州坐船去杭城的时候遇上顶风，所以走得更慢一些。

当然，周先生之所以会在旅途中花费那么多时间，主要还不是因为车速慢，而是因为中途需要不断换乘其他线路的列车，进而也就需要不停地买票和候车，所以换乘的次数越多，耽误的工夫也就越多。

为什么必须换乘呢？正是因为民国时期的铁路太零碎太分散，彼此没有连通。

铁路互不连通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铁路。

1924年夏天，周先生受邀请，去长安讲课，他在7月7日晚上从京城西车站坐上火车，沿着刚开通不久的京汉铁路向南进发，一天零一夜以后抵达商都；

7月9日上午，他在商都换乘西去的火车，傍晚时分抵达陕州。

那时候，陕州是陇海铁路的终结点，从陕州再往西就没有铁路了，可周先生的目的地是长安啊，所以他只能从陕州下黄河，坐着轮船逆流而上。

在7月13日那天早晨从潼关登岸，最后坐着派来迎接的汽车驶向长安。

从京城到长安，他整整花了一个星期。

民国时代的火车交通如此落后，票价却并不便宜。

1919年，川省文学家吴玉去京城大学教书，需要先坐轮船到汉口，再从汉口坐火车到京城。

他在日记中写道：“汉口至京城，二等车价二十九元，头等卧铺另加四元，三等车价十四元五角，无床铺。”

他的意思是说，京汉列车上的座位分为三等：三等座、二等座、头等座。

从汉口到京城，三等座票价14.5元（大洋），二等座票价29元，头等座即卧铺，票价是33元。

1922年，吴玉从京城回川省老家，这时候京汉铁路上的火车已分成快慢两种，快车座位仍分三等，从京城到汉口，票价依次是40元、30元和20元；

慢车座位分为卧铺与硬座两等，卧铺30元，硬座15元。

吴玉身为教授，薪水丰厚，不差钱，故此买了一张快车头等票，花了40块大洋。

1924年，吴玉从京城去魔都看望女儿，其乘车路线跟周先生1920年回越州老家探亲时一样分成若干段，不算中途雇船、住旅店及其他开销，吴玉在火车票上总共花了49块大洋。

在1924年的京城，一块大洋可以订半个月牛奶，可以买2斤鲜羊肉，可以买20斤机制大米，如果花上30块大洋，可以去全京城最好的饭店吃一顿燕翅席。

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后世的60元。

从京城去一趟魔都，仅火车票就要花49块大洋，折合现代软妹币近3000元，票价之高可以想见。

吴玉在北大做教授，月薪260块大洋。

周先生在教育部做佥事，月薪300块大洋，后来还开始欠薪，经常发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