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下野之后，他已经深切感觉到了自己的这个重大缺陷。

而杨泰永不但看问题十分老辣而且恰恰很擅长行政，喜欢做琐细的工作。

他能够对错综复杂的政务迅速分类，概括，整理其概要，然后对每一件政务迅速作出分析应对，提出上中下三策，以供老常选择。

这大大简化了蒋介石的工作强度，使得蒋介石的中枢决策系统，更加有效率，决策质量也更高。

在接下来的八年之间，老常在处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郑治军事难题的过程当中，决策十分英明高效，基本没出什么大的纰漏和错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两人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按照历史经验，一旦这样的“官配”出现，就意味着他们的敌人要倒霉了。

老常原本只是一个军人，所学所思基本都是与军队有关的事情，在处理总司令事务时还勉强能够胜任。

但随着郑治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在做了老大之后，工作量激增，军务、政务、派系内等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都要等着他来做决策，他就无法应付了。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处事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同时进行多项工作；

赏罚不明，认为应该做的事却拖着迟迟不做，不该做的事虽然知道不应该做却无法及时终止；

最可怕的是，他的决策十分轻率，而且决策一旦施行又没有监督，很多事情干着干着就没有下文了，这也是人们对老常及其行政机构最大的诟病之处。

对于这个问题，老常自己都有过反思：

“一、在精神过于集中，故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

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不明，善之不能用，恶之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

三、不能独裁而遇事轻裁，用人行事皆无审察负责机关，此隔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须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杨泰永向老常建议，仿照汉武帝设立内朝的制度，在老常身边专门设立一个直接办事机关，作为常的军政中枢，辅助老常处理公务，决策天下大事。

洪城行营在成立初期，沿袭以前惯例，机构颇杂，后来为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公战略改为三厅一部和六处，还辖有别动队和感化院，成为老常和杨泰永的内朝系统。

行营内设：秘书长室——协助老常处理综合情况，下辖秘书若干，由行营秘书长杨泰永负责；

办公厅——主持行营总务工作，由杨泰永好友熊惠担任主任。

熊是新政学系的干将，经常代表老常出席各种场面性的活动。

凡行营一应军事工作，如军令、作战计划、军政、后方勤务、军械给养等事项都由

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各省的直接行政上级，成为事实上的行政院。

郑治部——主管军队的“政训”工作，由黄埔三杰之一的另一贺任主任，袁任副主任，凡洪城行营指挥的军队有80多个师，其郑治部主任都由贺节制。

贺也是老常手下难得的思想工作天才，此时颇受信任，但其野心也夙为老常所忌。

六处——即审核处、运输处、航空处、经理处、军医处和军法处。

审核处权限极大，负责审核派系内10个省政府和3个特别市政府的人事和经费，一些重大的工程、计划也要经过它的批准；

运输处主管行营交通工作；

航空处负责

经理处负责发放参加“围剿”军队的薪饷；

军医处主管发放医药卫生物品，还在各地设立30多所伤兵收容医院；军法处负责执行军法。

别动队——全称为“洪城行营剿匪别动总队”，由康负责。

这是一支武装特务队伍，由出身于黄埔军校的中下级军官组成，主要负责在新占领区的宣传和基层政权重建工作，后来其职责范围越来越广，作用也越来越宽泛，成为一种“万能狗皮膏药”的存在。

除了这些，行营内部根据杨泰永的提议还设立一个侍从室的机构，顾名思义主要负责老常身边的一些“侍从”性质的工作，如衣食住行、安全警卫等，由宴道刚负责。

可以看出，

这个“内朝”虽然小但该有的机构和职能一个也没落下，其中

郑治部负责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别动队负责地方基层的政治经济工作，也是落实“七分政治”方略的两个重要抓手。

“内朝”建立后，老常的中枢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逐渐发生了巨变。

之前，各地发过来的各种信件、报告、请示、建议等各类公文，直接送到老常的案头，老常大呼头痛；

后来这些公文都先汇集到秘书长室，分门别类后再送老常批阅处理，但文件仍然太多，老常处理起来还是有点吃力。

身为秘书长的杨泰永想出一个办法，将来自全国的大量公文分门别类，先整理出每一件公文的要点，然后在要点后面针对性提出上中下三种处理意见。

最后将这些内容公文要点和处理意见总摄入他设计出的一种新型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