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啊。

虽然老常给了杨泰永精神上巨大的支持，但杨泰永很清楚，一旦自己离开老常的庇护，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因此，他表面上对鄂省的官员非常客气，内心却怀着恐惧，成天戒备森严，就连每周一次的联合会议，都要随身带着好几个卫兵。

可惜，千防万防也终究抵挡不住敌人想杀他的心。

杨泰永应邀赴霓虹驻汉口领事馆宴会，他在江汉关等候专用轮渡码头准备回武昌时，被刺客击倒，身中两弹而亡。

奄奄一息的杨泰永还对卫兵说，自己早知道会有今天，为国而死，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继续为了国家出力了。

这位56岁的“当代诸葛亮”去世，老常得知后立刻震怒，责令侦查厅严查刺客下落。

案子虽然告破，但后来很多人都猜测，真实凶手应该就是二陈，毕竟双方早已水火不容，都恨不得除对方而后快。

自古以来，元戎用兵，身边必有股肱羽翼以为辅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腹心”。

关于腹心，《六韬对其职责的定义为：“主赞谋应卒，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也即“主管参赞谋划，应付突然事变，观测天象，消除祸患，总揽军政大计，保全民众生命。”

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深谋远虑，能够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

能够根据现实，做出各种各样的策划；能够应付各种突发事件，能够将各种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能够根据形势制定恰当的军政战略，并负责将其施行下去……

在老常心中，杨泰永就是这样一个人。

前几年的老常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可谓是“夙夜思之”、“求贤若渴”。

1924年之后短短几年，老常从一介匹夫一跃而成为老大乃至有独裁全国趋势的领袖，其崛起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随着北伐的胜利，在派系内形成了针对老常的统一战线，其势力十分强大。

老常想要顺利完成过度，开府东南，势必需要有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智囊团队，尤其是需要一个能够统筹全局的助手。

但老常仔细一观察就发现，自己在派系内的势力和影响力太过单一和弱小，实际上也只局限在军界，其它系统中自己的力量十分薄弱。

尤其是行政系统，把持政权的都是一些素有威望的老人。

他们要资历有资历，要实力有实力，许多人还都是元老，要把这帮人打倒并夺取权力实在是不容易。

反观自己的嫡系干部，大多都是些刚走上隔命道路不久的年轻人，根本没法与对手相抗衡。

因此，老常便开始在党外人才中打起了主意：上至北洋下到魔都报界，只要有才学、有名望，有一定的隔命历史且不反常的人，都在网罗之列。

北伐军刚占领洪城，老常就四处派出使者延揽人才，面对四方人才，老常折节下问，谦逊异常。

而从杨泰永和政学会等北洋旧人的角度来看，自从旧国会关闭后，一大批原北洋系统的文人、政客失去了自己的平台，这些人即便再有才能也无法施展，很多人困居愁城。

对这些曾经翻云覆雨的策士来说，这样的日子无疑地狱。现在南北再次有事，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而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要投奔“隔命”阵营，似乎也只能是老常。

元老派视他们为仇敌；新桂系十分排外，对北洋系的人员基本上持不信任态度；

总之，派系内把他们视为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必欲扫除而后快。

一个求贤若渴，一个苦于没有平台，两者走到一起确是自然。

老常从小受过传统教育，长大后到霓虹受过一些基本的军事教育，后来在魔都跟随陈闹隔命，陈死后又跟随孙。

总体上看，他的知识结构以传统教育，尤其是传统儒学为主体，同时又夹杂一些西方的军事知识和华夏的江湖文化，再后来又加入了一些基督教的理念。

杨泰永中过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既熟悉传统的经典又对西方的政治、外交有深入研究，曾翻译过西方的《外交政策、《现代民主政治等。

更重要的是，他对华夏的现实有着入门三分的观察和系统的解决方案。

这样的背景下，两个人一碰撞，互相便会生起知音之感。

老常感觉对方“深不可测”，许多困惑自己很久的问题，杨不但也认为很重要，而且早就想好了解决方案；

杨泰永感觉对方颇有见识且“礼贤下士”，自己总算知遇了明主。

老常这个人吧，有大略而无雄才，这往往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他能够看准战略方向，看准事情的要害，但在实际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总是“一筹莫展”或“干着干着就把事情干丢了”甚至“干着干着就把好事干成了坏事”。

这种“能看到问题却解决不了”的奇特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对普通人来说，问题是有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平平庸庸、糊里糊涂也就那么过去了，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对一个郑治人物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缺陷。

老常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