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原因的。

这一年里，李贽写了不少荒唐文章。

接手新报第一篇，便是论道德与利益。

大放厥词说什麽只有计较利益，才能伸张道，否则道德就只是挂在嘴边的鼻涕，天天有天天擤，最后还是只能甩在地上。

当然，这是白话版本，单独刊发的文章，还是比较文雅的——「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

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李贽将利放在了义面前，还毫不遮掩，自然引来不少非议。

当时立刻就有人将李贽这篇文章举办了，可惜何用庆到各基层衙门打好了招呼，生生包庇了下来。

这也是顾宪成论述道德重要性的时候，带上了李贽的缘故——道德崩坏，就是李贽这些人害的。

除此之外，李贽又替皇帝完善了善恶说。

【人之善恶，初无定质；世之道德，亦无定论。

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不相悖矣。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子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子之是非，信乎其可矣。

何者？道德之定论，乃抽象万民之共识也；万民之共识，利益之所趋同也；利益之趋同，世界之所化生也。

是故，道德，乃世界派生，生发于心，本有也。】

用新报上的白话来说就是，道德，是时代的产物，基于历史演化，并由所有人的过往人生经历丶现有生活水平丶共同利益追求，所抽象出来的聚合体。

而个人想致良知怎麽办呢？

就只能牢牢根植于时代的发展，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与天下万民的利益保持一致。

反之而言，哪怕是圣人的话，也不过圣人所处的时代好使，并不能作为「万事之言论」。

这就是李贽对良知现成派的自我修正，良知循世派。

道德既然是基于现实派生，根植于时代，这就意味着个人的知行合一，只能在社会中进行，而不是在世外桃源，也不是在四书五经中，更不是在心里——避世，为脱离道德聚合体，回归原始；念经，以往不谏，无益于良知；悟道，脱离现实，脑中空想。

不用说，这说法肯定是捅马蜂窝的。

这跟如今的几大主流，无论是程朱，还是王阳前学，乃至王阳后学丶复古派丶归一派，都格格不入。

更是得罪了一大票热爱空谈良知，喜欢陈说道德，亦或是归隐顿悟的士大夫。

听说第二天李贽就差点被打了。

要不是他会点拳脚功夫，躺地上的就要换人了。

这篇文章之后，后面越来越过分。

有诽谤经典的，譬如「六经丶《语》丶《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儒家经典？道学家们的谈资，伪善之人的遮羞布罢了。

有贬损圣人的，譬如「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丶「盖大圣人之识见度量，总若此矣」——圣人？还行吧，跟我五五开。

还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论述，什么女子地位之低下，在乎权力之不平衡，权力之不平衡，同样乃时代派生，现实演化，一如士农工商之分丶一如直隶各府与顺天府，本质无区别云云。

总之，产出的内容很多，就没有主流的东西。

不少文章哪怕是朱翊钧看了都摇头欲驳，更不要说儒家卫道士了。

朱翊钧想到这里，看着李贽摇了摇头：「卿倒是快乐自己丶满不在乎，别人可是特意冲着你来的。」

李贽有洁癖，站得离皇帝不算近，又听着下方顾宪成的论述，一时没回过神。

过了一会他才反应过来，不甚在乎地回道：「此人学问泛泛，火候尚浅，不足为虑。」

朱翊钧忍不住白了李贽一眼。

这厮是真不知道自己这阵子得罪了多少人，还以为顾宪成只是顾宪成呢？

「若是如此，那他的报社，乃至这几日的文会，可没资格办起来，也不会有这麽多人给他捧场了。」朱翊钧难得解释了一句。

学术之争，历来的激烈程度，都不低的。

怎麽可能任由李贽离经叛道了一年余，还没有反应。

历史上李贽怎麽被逼死的？罪名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

而今在朱翊钧的影响下，李贽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噬自然如期而至。

顾宪成为什麽前月大谈复古，正旦开坛讲中庸，今日文会说道德？

背后可不知道有多少老人家呢。

这就是大世之争，谁都想开宗立派，立地成圣。

每一种思潮的兴起，都是有土壤的。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正是这种秩序失范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也就是说，儒学的产生，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世界。

而饱受诟病禁锢人伦的朱子理学同样如此。

彼时，民间一片衣冠南渡的萎靡，朝廷中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