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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感情地对着词。

我说：“昨晚咱们已经把它作为咱们的房间了，是吗？咱们给了它生命……”

“哦！别念了！”母亲忽然放下剧本，捂住了脸，“你还是个小姑娘，怎么能说这样的台词？”

我内心深处燃起了一团火，火焰在不断膨胀，烧灼着我的胸腔。我急促地呼吸，声音变得高而尖：“哼，是吗？你觉得我还是个小姑娘？”

母亲的动作停住了，她慢慢地翻开剧本，把我的怨气挡住。她没有说话，仔细地读着尤金·奥尼尔写下的句子，铅字旁有我做的批注。

“美狄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是个人名吗？”她问。

“美狄亚就是美狄亚。”我说。

“嗯，是啊。你总可以给我讲讲这个人的故事吧？我看你把这个词标在爱碧旁边了。”

“她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人物，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

母亲没有说话。

“你也是演员，应该读过欧里庇得斯的剧本吧？这都是必修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呢？妈，如果你连美狄亚是谁都不知道，那就别插手我的工作了，行吗？你那一套行不通了，已经过时了！”

后面的话我没有说完，因为母亲用剧本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从椅子上摔了下去。她眼睛红了，披上外套离开了家。我下次见到她是一周后，我告诉她我没能得到那个角色，她漠然地抽着烟，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

第二件事和钱有关。我的片酬存在母亲带我去开的银行账户里，六年来我的收入约有三万美元，刨去日常花费和买公寓的钱，我知道账户里应该还剩八千美元左右，一直以来都是母亲在帮我管理账户。一天，我准备去银行取钱买高中课本。我在母亲卧室的床头柜里找到了存单。我发现，我的账户里只剩两千美元。我原本的计划是，靠这八千美元再撑三年，说不定能寻得事业的转机。但现在，我只剩下一年不到的时间。

我到银行另外开了一个账户，把剩下的钱全部存了进去。我甚至没有找份假存单放回原处，我内心应该是期望着母亲发现的吧，然后我们就能大吵一场，这样还好过点。

出乎我意料的是，母亲很快就发现存单不见了，但她什么都没说。她只是常常向我伸手要钱买酒玩牌，她的理由很充分，既然我不让她帮我准备角色，也不让她管理财产，她便无事可做。我一周给她三十多元钱。

那也是个繁忙的夏天。白天，我去上学，我已经念十年级了。放学后，我要到退休的英语老师勃兰特小姐家，为她念报抄写。勃兰特小姐教过我，她是个非常严厉的老师，得了白内障之后不得不雇个人帮她。我必须把每个音都发清楚，必须用标准的圆体抄写，一处涂改都不能有，否则她就会用旧教鞭抽我的手心。六点，勃兰特小姐的书报时间结束了，她会做些晚餐，我们一起吃。

其实，勃兰特小姐对我很好。她偶尔会在周末带我去海边，让我站在海浪中念书给她听，我必须在海浪的冲击中保持声音的平稳清脆，不然勃兰特小姐会发火的。这其实是个很棒的发声练习，对我在歌舞片《淑女之家》中的表演很有帮助。

总而言是，那是个躁动不安的夏天。我的皮肤肿胀，骨骼分裂，心脏灼痛。我坐在书桌前，感觉怎么也静不下来，我做出一个选择——决定自己要干什么事，很快又不想做了，想换件事做，但没什么事能长久吸引我的注意力，赐给我渴望已久的平静。有时候我有感觉自己憋了太多东西无从发泄，我是一个魔鬼，是一座可怕的火山，无所不能；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无时无刻不被看不见的海浪冲击着，就像一棵脆弱的苇草，恐惧，迷茫。母亲、青春期、金钱的问题、学校的功课、电影、勃兰特太太，全都朝我挤压过来，我感觉自己无法呼吸。

就是在那个夏天，我第一次见到门罗。地点是梅尔罗斯大道的命运女儿酒吧。时间是1951年7月。

作为初次相遇的场所，这算不上一个有格调的地方。它在1968年倒闭，一个法国人将它改造成了高雅的左岸风格咖啡厅，很快成为好莱坞的热门场所，我没有去过。在我心里，它永远是那个门旁摆着假棕榈树、叶片表面覆盖着一层灰尘，霓虹灯闪烁着“来吧，我的心里只有你”之类过时标语的地方。我记得猩红色沙发表面可疑的污渍，舞池地板黏糊糊的，啤酒也不好喝。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优越，毗邻多个制片厂，以暧昧的灯光吸引着荷尔蒙旺盛的漂亮男女们。

我从来对这种地方不感兴趣。或者，诚实地说，我害怕出丑，所以我从来不去这种地方。那天，是我的一个朋友强拉着我去的，我冲她大发脾气，内心却隐隐期待着，在这个燥热的夏天，我的命运将迎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