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借住在母亲的朋友贝多小姐家，她是一个瘦小机敏的奥地利女人，在联美当服装助理，总是穿着黑色修身的针织衫和长裤，一直没有结婚。母亲低声下气地说了很多好话，她说我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童星，许多导演都对我青眼有加，我即将得到一份长期合约，如果我将来成为了电影明星，一定不会忘记她的恩情，我会报答她的。贝多小姐面无表情地听母亲说着，她有些烦了，打了个手势，要我母亲停止她的演说，把行李搬进来。对于我们的到来，她不太热情，但也没有赶我们走，她让我们免费睡在小公寓的阳台上，却不给我们食物，有时候在房间里迎面和我遇上，也假装没看见。我在她家里住了一个来月，她没和我说过一句话。对于母亲，她的态度稍显温和，她会主动和母亲道一声“早上好”，她们有过两次长谈，中心话题是太平洋战场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在她的催促下，母亲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需要每天照顾一个老人八小时。

贝多小姐住在好莱坞的背面，每当我站在阳台上极目远眺，看到的都是光秃秃的山头，漂浮着垃圾的肮脏海水。楼下常有醉汉便溺，我总能闻到粪便和呕吐物的臭味。那个夏季蚊虫很多，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上总是无缘无故出现刺痛的小红点，母亲割开了床垫，里层爬满了臭虫，吓了我们一跳。我们那段时间挨了不少饿，因为母亲花了许多时间金钱在写信、寄信、收信上，她努力和每一个可能帮到我们的人保持联系，寻找改变的契机。在饥饿难忍的夜里，我无法入睡，总是睁着眼睛体会身体被虫子啃噬的感觉。那些看不到月亮的夜里，我不断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我们现在遭受的苦难有意义吗？

大致是八月底吧，我们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芬斯塔德先生的信。

他在信里向我们道歉，因为《往日回首》后期制作的工作非常繁重，他忙不过来，一时忘记接待我们。不过他一再强调，他还记得对我的承诺。在洁白樱桃花随着熏风飘落的街道，我和母亲坐在被太阳烘烤得暖融融的阶梯上，仔仔细细读那封信。在信的末尾，芬斯塔德先生说他非常想念我们，如果可以，他想邀请妈妈和我去他家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