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为紧随其后的巴黎高定周预热。

是的，编织起无数小女孩最初的奢侈、时尚幻想的Haute Couture——高级定制的大秀就要来了。

19世纪中期之前，欧洲和中国一样，制作衣物的大多是不通设计的女性裁缝。

那时，服装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贵族妇女和情妇们穿着夸张华丽的裙装参加舞会，在上层社会引起轰动，继而引发中下层人士用合乎自己经济实力的布料效仿。

穷奢极侈也好，东施效颦也罢，这便是“时尚”最初的模样。

中世纪，欧洲的裁缝如同中国的“女红”，是专属于女性的活计，男人若要干缝纫，就如同牛郎织女、“你耕田来我织布”互换工种一般奇怪。

直到英国人Charles Frederick Worth所设计和制作的舞会裙装在贵族女性之间声名鹊起，他成为了第一位“Fashion Desiner”，并在巴黎创立了首家时装屋——House of Worth。

House of Worth创新性的运作模式奠定了如今时尚产业的雏形。

时装屋在每个季度都举办面向贵客们的私人秀场，雇佣真人模特来展示最新的华服。维多利亚的强势鼎盛时代到经过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扩张后的“日不落帝国”，这是贵族们奢靡享乐、浮华浪漫的盛夏。贵妇人们每天要换包括晨服、外出服、茶会礼服和晚宴装在内的至少四套装束。

当House of Worth成为潮流和风尚，许多上流社会的女性们趋之若鹜，专程来到巴黎找Worth来定制一整套衣物。

一战结束，传统贵族们在社会变革的冲击中被迫放弃了奢华的生活作风，而高级定制的黄金时期却在二战后悄然来临。

老贵族衰落，新贵族登上舞台。

一片废墟中的欧洲不改对极致华服的渴望，以“New Look”为代表的高定时装屋们重新定义了战后世界里的高贵和优雅，也展现了阴霾下的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

时装屋们的盛夏沸腾而短暂。

到了1970年代，由于工业化的发展，繁荣的量产成衣行业成为了绝大多数人的时尚选择，达到法国高级定制和时尚联合会要求的高级定制玩家只剩十几个。

如今的高级定制更像是高奢品牌的研发中心、艺术担当和营销手段。

它代表着顶级设计师的设计风格和水平，从而为品牌成衣、手袋、香水、彩妆等产品线的方向定调；它考验着品牌的专业制衣技能，比拼最精湛的缝纫、染色技术和最高等级的面料；它传达着设计师们思想的深度，用线条和形式表达设计师对社会的思考，从而在价值上塑造品牌的形象，捍卫品牌高高在上的地位。

曲高和寡的高级定制，其客户通常只有固定的几千人，她们中已知的绝大多数是手握丈夫巨额财富的王妃和富商太太，也有虽少但越来越多的依靠继承和个人奋斗的富家小姐、女企业家和女明星。

如果说史前人类用石头和羽毛装饰兽皮证明了用衣着反映地位和自我价值是人类本能的话，那似乎现代人用华丽璀璨的服饰珠宝、珍惜罕见的犀角鳄皮、精雕细琢的手工艺品来展现实力也无可厚非。

高级定制，从诞生之日起便有着无法忽视的阶级属性。

光顾House of Worth的贵妇人挑选不计成本、极尽繁复和精细的晚礼服裙，现代财富金字塔顶端的阔太太们同样希望身着按照自己心仪打造的独一无二的华服。

她们甚至并不会去时装发布的现场订衣——她们有专门的私人造型师，而普通人不敢进店的品牌们会用无微不至的跪式服务将这些贵客的全套装备押送上门。

甚至还不赚钱。

没错，大部分高级定制业务维持收支平衡都属勉强，一方面是因为销量太低，圈子里来来去去就那么些挑剔的富豪买家，全行业全年10亿美金的销售额不过相当于一个一线大牌一个半月的量。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成本极高，高定晚礼服的平均成本在5万至30万美元之间，而一件重工高定婚纱的制衣成本甚至可以高达100万欧元。

这些老牌时装屋的商业模式便成为了靠高级定制打造神坛、树立品牌高贵奢华的形象，而赚钱养家的则是人人都买得起的口红和香水。

这隐隐约约，是时润清并不想再当模特的原因之一。

一月，时润清上交了毕业论文，作为品牌代言人走了两场男装秀，拍了几支片子，高定周便正式拉开帷幕。

十几个品牌的大秀压缩在短短四天，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月的最后一天，时润清再一次来到了大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