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隐晦地提及了此事。所谓‘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讲的就是这件偷盗之事,大意是
在一个歌舞狂欢的夜晚,传国玉玺被人从梁武帝的皇宫中悄无声息地偷走时,曾惊动了宫殿飞檐上的九子神铃。神铃发出了警示声响,可惜所有人当时都处在醉生梦死之中,以为那是风吹的原因。“
“九子神铃?”,杨之江好奇到,
“传说中,这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铃铛。据文献中记载,这九子铃铛上面设有九条金龙,每条金龙都口衔着一只金铃,能沟通天地人鬼两重世界。呵呵呵…”
吴教授刚解释完,便猛地深深叹息了一声,然后又若有所思地低声说到
“我刚才提过的那个“三诏不起”的柳识,其实,对传国玉玺的被盗失踪之事,也高度怀疑过陶弘景。他在隐居茅山期间,曾应茅山道长邀请,写了一篇名为《茅山白鹤庙记》,在文中就提到‘斯乃虚而有象,运而无形。盖显为皇王师范,道之形器也’,其中的&nbp;‘皇王师范,道之形器’,指的就是传国玉玺,柳识为此感慨到‘世之贤士,高位济俗,乃无意于车舆;道之真仙,孕元育化,宁有意于云鹤?’,明显在暗指陶弘景,并带有责问之意。呵呵呵…也正因为此,后来元代的茅山道士刘大彬,在编撰《茅山志》时,竟然对柳识的这篇名闻遐迩的庙记,以及柳识何时来茅山隐居,为何来茅山而不去当时道家云集的嵩山,以及是否死于茅山等情况,都只字未记,呵呵呵…有意思吧?”
吴教授看着范杨两人一副专心听讲的样子,欣然说到“我再跟你们聊一下柳识这个人的身世背景,你们也许会更明白些”
范清婉和杨之江神情严肃地望着吴教授,皆缄默不语,
“柳识这个人虽是唐代中期之人,可他的祖上却是南朝梁武帝时期担任左仆射的柳惔,左仆射,相当于宰相,柳识是柳惔的六世孙。柳惔此人,与当时号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为同朝之人,对陶弘景的熟悉程度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全面深刻。再加上柳识自己,在唐朝的朝廷中担任过左拾遗、屯田郎中以及集贤殿学士等职,特别集贤殿学士一职,就是掌管唐朝国家图书经籍的官员,‘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旨以求之’,因此柳识对梁代陶弘景的认识,以及相关叙事等,应该要比一般人更为可靠,更具有准确性和说服力。”
吴教授一讲完,便忽然笑了起来,须臾之后,用一种戏谑的语气说到
“你们两个可要注意哦,我说了这么多,实际上讲的是证人证词。下面,我再讲讲传国玉玺失踪为何与陶弘景有关的理由,你们俩仔细听听,这些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
理由一梁武帝建国之初,陶弘景用图谶方式为其定国号为“梁”,实际上是为梁武帝的治国理政,打下一个以道教为舆论基础的治国之本。其后,他又苦心孤诣编制了一部道教历史上震古烁今的《真灵位业图》,期望能进一步影响梁武帝的治国方略,进而来兴盛道教,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梁武帝后来却突然宣布道教为邪教,并加以遏制,同时大张旗鼓地弘扬佛教,致使陶弘景的美好愿望落空了。
理由二、陶弘景表明上看崇尚道教,但骨子里却浸透了墨家的思想,其在所著的《真灵位业图》中,异乎寻常地将墨子与太上老君同列为第四层次的主神,并一厢情愿地认为,梁武帝立国之后,效仿了古代圣王大禹的苦行僧做派,三更理政、一日一餐,膳无鲜腴,身着布衣,手脚冻裂,一冠三载,一被二年,摩顶放踵,并将其称帝登基后的第一个年号定为“天监”,完全遵循的是墨家的“尊天明鬼”的理念以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之行为准则,这令陶弘景当时极为欣慰。
关于这一点,你们俩可以从梁代著名画家张僧繇为梁武帝所画的《梁武帝像》中得以印证。在这幅画中,梁武帝是苍髯,簪冠,博衣,左手执尺,&nbp;右手手指弯曲,犹如一把圆规,这与墨家的“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之原教旨主义理论高度一致,并与中国古代伏羲左手执矩,女娲右手持圆规的图腾形象也十分契合。但后来的情势发展,令陶弘景极为失望,他根本就没想到,梁武帝突然痴佞起佛法了,并且还筑堰淹城,任用小人,荒废朝政,严重违背了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的思想,这一系列行为,在陶弘景的眼中,就是一种对道教和墨家的**裸背叛。
也正因为此,公元508年,陶弘景在极度愤懑之中,决定以死相拼,悄然地离开了茅山,一路逃亡到浙江宁波附近隐藏,但没想到,四年后,也就是公元512年,还是被梁武帝派人找到了,并被命令立即返回建康。陶弘景最后出于无奈,只得被迫返回,但在中途却做了一件要被砍头的大事,就是他拒绝了梁武帝令他直接到建康面圣之要求,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茅山。第二年,他的好友沈约突然死去了,令他更加的痛心疾首和悲伤,他为此写下了‘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的悲哀诗句。
后来,有一天,他凄凉并孤独地盘坐在夜深的山巅之上,仰望着天穹,忽然间,发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