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再从越州返回京城的途中却遇上了暴雨。

这场暴雨旷日持久，一连下了大半个月，大雨冲垮了河堤，洪水冲垮了路基，津浦铁路断了线，孙福源被困在南京浦口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后，铁路基本修复，津浦列车顺利启动，以蜗牛般的速度向北进发。

孙福源透过车窗往外瞧，天上暴雨如注，地上白浪滔天，他明明坐着火车，却有了晕船的感觉。

回到京城后，他对朋友说：幸好我坐的火车有顶棚，要是坐了敞篷火车，“晕船”不说，一路上还得淋雨，那乐子可就大了。

这个年代确实是有敞篷火车的，这种火车只有车厢，没有车顶，乘客们在车厢里横七竖八摆放着的长条木凳上露天呆坐，一下雨，个个淋成落汤鸡，不下雨的时候又被太阳晒得像烤猪一样。

一说敞篷火车，大家会想到欧洲的敞篷观光列车，那也是只有车厢没有车顶的，车速很慢（车速快了能把腮帮子刮歪），在湖光山色中缓缓驶过，乘客凭栏而坐，打着小牌喝着小酒，吃着火锅唱着歌，非常惬意。

但是民国版的敞篷火车绝对没有这般惬意，它完全是让农民工以及其他低收入群体乘坐的最简陋最廉价的交通工具。

这时的敞篷火车是这样的：车头几乎全靠进口（截至1930年，全国共有1224台火车头，其中1070台是进口货，只有154台是由北宁铁路局下辖的唐山机厂制造的），车厢则尽可能自己生产。

由于炼钢技术和铆接技术过于落后，同时也为了降低成本，三等车厢和四等车厢的厢体主要用木料制造。

各大铁路局雇几个木匠，将榆木和槐木锯成板材，拼成车厢，挖出窗口，装上轮子，往车头后面一挂，就可以坐人了。

从行驶速度上分，可分三种，即“慢车”、“快车”和“特别快车”。

从车厢质量和乘坐舒适度上分，民国火车厢可分四种，即“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和“四等车”。

当然，也有的铁路线上不设四等车，如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就只有头等、二等和三等车厢，平常不挂四等车厢。

民国的火车头基本上全是蒸汽机车，行驶时噪音极大，震动强烈，上有灰烟火星，下有水点白汽，团团白雾和滚滚黑烟向后飘散，离车头越近的车厢越容易受污染，所以三等车厢和四等车厢要挂在最前面，二等车厢和头等车厢依次靠后。

现在问题来了：三四等车厢用木料制造，又紧靠车头，假如车头溅出火星，很容易溅到三四等车厢上，这时三四等车厢很有可能起火，把车厢里的乘客烧死。

就算车头没有火星飞溅出来，三四等车厢里某些素质不高的乘客也可能会乱扔烟头，自己引起火灾。

这可绝非危言耸听，就有一列从京城开往奉天的火车上，因为三等车厢里一个乘客点过烟之后顺手扔掉了还在燃烧的火柴，火柴燃着了他身边熟睡的乘客的棉袍，棉袍又引燃了座位下面的木板，车厢之内登时浓烟滚滚，乘客们东奔西逃，互相践踏，十七个人被踩死，二十二人被烧死……

为了降低火灾造成的危害，“聪明”的铁路局将一部分三四等车厢去了顶棚，改造成敞篷火车，这样即使失了火，乘客也能呼吸到空气，而不至于很快窒息而死。

敞篷火车的“好处”不止于此，它还能进一步降低制造成本（由于不要顶棚，生产车厢时可以少用一块木板），以及在逼仄的车厢里塞进更多的乘客（反正上面有空气进入，不用担心乘客被憋死）。

每逢冬闲和年关将近，从沧州开往津门的火车、从杭城开往魔都的火车等等，均会挂上几节票价低廉的敞篷车厢，以便农民工乘坐。

敞篷火车肯定都是慢车（快车和特别快车是不会挂敞篷车厢的），慢车之所以慢，首先是因为车头的动力较低，其次是因为停靠的站点较多。

像这样慢的火车，对农民工最有利。

沪杭铁道沿线，村庄星星点点，村民们外出打工，步行十几里就能找到一个小车站，买张票，登上敞篷火车，不紧不慢来到魔都，比早先划着乌篷船赶路还是快得多，也安全得多。

更重要的是，票价也很便宜。

从杭城到魔都，如果坐特快，头等车厢19元（法币），二等车厢12元，三等车厢8元。

如果坐快车，头等车厢15元，二等车厢9元，三等车厢5元。

如果坐慢车，头等车厢9元，二等车厢5元，敞篷车厢2元。

农民工不赶时间，也不求舒适，出发前带上干粮和清水，坐着敞篷车厢去魔都，两块钱足够了，只相当于一两天的工钱。

如果没有敞篷火车，他们进城的成本至少要提升一倍。

俗话说得好，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敞篷火车的票价如此便宜，乘坐舒适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在沪杭线上，头等车厢犹如咖啡馆里的卡座，二等车厢跟飞机上的经济舱相差无几，三四等的敞篷车厢可就差多了。

第一，敞篷车厢没有固定座位，每个车厢里只有四条长长的木凳，靠着车厢摆成矩形，那就是乘客们的座位，你挤得上就坐着，挤不上就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