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斯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远东地区集结物资，通过马六甲、苏伊士运河等海上要塞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岸，给日落帝国的大老爷们送去吃吃喝喝，否则他们就要活不起了。

这玩意说好听了叫海洋贸易，说不好听的就是倒买倒卖。

按理说这生意很多人都在做，马里斯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才是。

这就要说到马里斯的家族背景了，他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垄断贸易，那还不是大白天捡钱一样轻松？

当然，朱传仁也是从马里斯口中知道了英国现在有多惨。

仅商船，就因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和其他袭击，合计损失2479艘，总吨位高达776万吨，差不多是战前保有总量的1/3。

当然，如果算上战时建造补充的数量，损失的比例也许没有那么惊人。

英国共有600多万人应征入伍，其中75万人战死。

20—40岁的男性公民里，阵亡率达到8.8%，更有同等数量的青壮年男性遭受不同程度的生理或者肢体残疾。

青壮年男性的大量阵亡导致了英国本土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其直接的社会后果是推动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大批英国女性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妇女。

为筹措战争经费，英国的所得税率从1914年的每英镑1先令3便士，提高到1918年的每英镑6先令。

不经如此，英国高层还增加间接税、扩大借款。

以至于对丑国负债达到了7.42亿英镑，国际金融地位开始动摇。

1919年英国国债余额超过70亿英镑，1920年达到78.317亿英镑，仅年息当年就要支付3.496亿英镑。

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严重地影响了当时和战后的工业投资，进一步阻碍了战后经济复苏的步伐，延长了战争创伤的恢复时间。

此外，许多工厂战时改为军工生产，战后又要转回民用工业，资产重置费用很高，更因为青壮年男性的严重损失，缺少热练工、技术工，进而导致用工成本的大幅度增加。

此外，战后英国工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也不尽人意。

1919—1922年期间，英国经济正在所谓的“双重震撼”，以至于受此重创之后在两次世界大站之间从来没有恢复过元气。

1919—1920年间，英国工会争取到了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大约13%的周工作时间，以单位产品计算的工资，即效率工资增长了13%。

由于战时金融管制的结束，政府对诸多物资控制的结束，大量战时剩余物资像潮水一样涌人市场。

这直接引起了战后的经济大萧条，在1920—1922年间，正饱受失业痛苦的英国人民却经历前所未有的物价大规模暴跌时期，使实际工资在1922年底经济萧条结束时，要高于此前的通胀繁荣时期。

由于货币工资没有批发和零售价格的跌幅大，而工会造成的单位生产成本上升和政府造成的经济萧条压低了企业的预期利润，以至于充分就业成为根本不可能的妄想。

造成战后经济萧条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种子在战争最后2年便已经埋下。

一站之后英国曾有过一段因通胀而引起的经济繁荣时期，在战争的最后2年中，英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物价的增长速度，但是商品管制政策却让收入增加的民众买不到所需要的消费品。

战后取消了管制，民众开始疯狂地采购。

其后果不言而喻，从1919年4月到1920年4月，物价上涨了整整50%。

于是，货币工资的涨幅开始落后于物价的增长速度，于是便产生出凯恩斯后来称之为“利润膨胀”的效应。

一旦这种通胀推动的繁荣出现，物价就会持续不断地上扬，直至整个金融体系崩溃为止。

而当物价以每月4%的速度增长时，又有谁不想以4%的年利率向银行借钱，不断在商品、股票、不动产上赌博呢？

英国本身在1919年3月放弃了金本位，因为上层担心战后复员的大批劳动力因为没有工作将被迫领取救济金从而引发社会动乱。

而内阁更将1919年4月克莱德兵工厂的总罢工视为革命暴动即将来临的信号，所以金融和郑治的逻辑合二为一，决定将利率降至令人惊讶的低水平。

即使在通胀繁荣带来的弊病早已险象环生时，仍不肯放弃上述政策。

然而，很少有议员意识到，在那种金融条件下降低利率等同于靠胰岛素来治疗低血……

察觉到大事不好的英国金融家在1919—1920年的冬季与内阁开展了激烈的斗争，终于使英格兰银行在财政部的约翰·贝莱德贝利爵士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把政客们在战时所篡夺的金融决策权夺了回来。

为了挽救危局，英格兰银行开始采取“高价货币政策”。

1920年4月15日，英格兰银行

将最新的银行利率提高到了7%，而如此高的利率维持了一整年。作为配合，政府同时颁布了几项新的税收项目。

主张“高价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