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

说来，这还是先帝老爷子在时，手把手教刘荣的。

当某件事，让朝堂内外都有些摸不准、看不清的时候，作为皇帝，不要自作聪明的急着开口。

先让臣子们说

别管说的对或不对先从这些汉室全天下最杰出、最聪明的人口中，听听所有存在的可能性。

再和自己的猜测对比一番，并最终确定：哪种可能性最大、最合理。

若是有可能，最好从头到尾都不开口，就让臣子们自己商议，并最终得出结果，便大抵是最合理的推断了。

若不然，堂堂皇帝之身，一有事就跳出来急不可耐的朕觉得如何如何，万一猜错了，丢人事小，为臣下所轻事大……

对于老爷子的教诲，刘荣虽然向来都颇有微词，却很少能拿出什么像样的反驳依据。

作为封建帝王，先孝景皇帝刘启，无疑是冷血无情到了极致。

作为一个肉体凡胎、有血有肉的人，刘荣本能的排斥这种冰冷无情的行事准则。

但作为帝王，尤其是一个合格，且有志做得更好的明君，刘荣不得不承认：先孝景皇帝，是封建帝王最标准，同时也是最完美的模板。

很多事，或许都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或者解决方法。

但你必须承认：如果你采取汉景帝刘启的处理方式，那就肯定不会出问题至少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对于封建时代绝大多数时期的帝王而言，重要的往往都不是做点什么，而是别出岔子。

如果你也这么想，那就照着汉景帝的路子来，准没错……

“依臣之见，军臣此举，大抵是以退为进假意服软，实则，仍旧不甘于河南地之失。”

“若我汉家信以为真，果真于河南地北境，即五原高阙一线减兵，军臣或将大军南下，以图河南地。”

“然若不信，数十万大军久驻河南地，时日一久，府库恐亦有所负担。”

几乎是在这番话传入耳中的同时，刘荣便根据这番话的内容，判断出了发言者。

廷尉赵禹。

作为法家出身的律法专才，赵禹对于任何事，都是不吝以最大的恶意、最悲观的态度加以揣摩。

放在军事，说好听点，这叫料敌从宽。

说难听点，就是过分悲观。

若是让这么一个人做将军，是真的不会出纰漏

但也是真的办不成事儿。

而且这个不出纰漏的代价，往往是趋近于极限的。

这种极致悲观、极致小心，和程不识那种步步为营、谨小慎微还不一样。

程不识的步步为营，是以战场形势变化、敌我双方兵力，以及军心、士气等种种因素，来做出相对应的判断，并在此基础稍趋于保守。

好比敌军五万，我军也五万，势均力敌之下，程不识会选择小心试探，并保守僵持，以我方稍有劣势为准，以静制动，等待可乘之机。

但赵禹这种料敌从宽，却是最大限度重视地方，最大限度轻视本方，以最糟糕、最恶劣的可能性为基础，并做出应对。

同样的例子敌我双方各五万兵马

赵禹很可能会说：敌人的五万，或许只是前锋部队，未必没有数十万主力大军埋伏于后！

而我军五万兵马，或许有新兵多少、老兵多少，以及混资历的公子哥多少云云。

总而言之，未必能有五万人应该具备的战力！

结合此间种种，五万对五万，我军劣势巨大

最好的选择：即刻撤军！

从方才，赵禹的一番发言也不难看出：虽然没忘踢一嘴如果维持河南地的防备力量，府库或许会有压力，但赵禹还是倾向于这么做。

即：无论匈奴人怎么想，怎么盘算，都要以匈奴人随时会倾巢而出，谋取河套为准，来做出相应的应对。

如果真的这么做，河套倒确实能确保安稳无虞

但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无限趋近于：汉家举国之力，以保河套不失。

这么做是否值得，显而易见。

在刘荣看来，值得！

但没必要。

这就好比一个藏有宝藏的洞穴，你不知道洞穴里守护宝藏的，究竟是一头猛虎还是一只蚂蚁

这种时候，直接朝洞里来一发，当然是值得的。

但如果有可能，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其实还是打个手电筒，看看洞里的情况。

如果真是豺狼虎豹之类，那开枪也好，开炮也罢只要能弄死洞里的野兽，确保你的安全，就都是值得的。

但若是一窝蚂蚁，那比起，显然还是一锅开水性价比更高一些。

“臣认为，倒不尽然。”

果不其然赵禹话音落下没多久，丞相刘舍的话语声便适时响起，将刘荣的注意力拉了过去。

“依臣之见，如今的匈奴单于庭，大概率依旧没能从混乱中调整过来。”

“一场河南马邑之战，匈奴人可谓丧师失地，遭遇了自冒顿称霸草原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败。”

“尤其是两线开战，均无建树的情况下，即便马邑战场的罪责，被军臣甩给了右贤王伊稚斜，但河南之失，军臣，却是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