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会。

东汉光武帝、位面之子刘秀迷信谶纬，称之为内学。

今文经盛行于西汉，东汉时代逐渐式微，地位被古文经取代，直到汉末马融、郑玄等人“兼采今古”，2者之争才渐告平息。

不过彼时经学已经衰落，即将被玄学所替代。

注意：江北与江南的学风差异，此事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王永平《孙吴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而赵旻要做的，是以儒家子学，替代没落的经学。

赵旻清楚，所谓魏晋风骨，实则是放特娘的狗屁！

虽然前文已描述不下十次，但此处云某仍不得不老调重弹。

“客”是1个特殊阶层，也是中古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宗族、乡党为纽带的社会中，对族里而言，外姓是客；

对乡里而言，外乡是客。

实际上是指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者，因此“客”往往不得不依附于地方强宗，以求托庇。

客的具体属性，与其前缀有关。

“宾客”泛指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隶属群体。

“上客”通常拥有1定的资望地位，是地方豪族的礼宾。

“谈客”利用口舌才华，充当军阀之间的游说者。

“奴客”则更加宽泛，随着任务的变化，而被冠以“部曲”、“田客”、“复客”乃至“盗贼”等名称，有时甚至会被直接简称为“奴”。

所谓“奴客”，顾名思义，即“具备了奴隶色彩的宾客”。

他们不具备人身自由，属于主子的私产，在某种程度上与牲口无异。

在两汉时代，由于奴客自身的“财产属性”，因此往往需要被长期豢养，不得随意抛弃。

然而实际执行时，又是另1幅面貌。

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释放奴婢”的机会，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美其名曰“还你自由”，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

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却谎称“为社会输送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官奴婢5十以上，免为庶人。--《汉书哀帝纪》

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56巨万，宜免为庶人。--《汉书贡禹传》

“奴客”的称谓，见于史册较早，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

关于“客”的卑微化，唐长孺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1文中有过详述。

实际“客”的卑贱化，核心原因在于生活上依附于豪强，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因为生存艰难，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

在马太效应（也叫28法则）的作用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的附庸。

同时，彼时的“丁税”制度，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丁税即人头税，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魏书司马芝传》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1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1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江表传》则记载，豫章太守华歆，在任内想要征发海昏县的丁户服役，但豪强“阻壁坚垒、断绝道路”，于是“太守欲发调1人而不可得”。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即华歆）所遣长吏……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指坞堡），有56千家相结聚作宗5，惟输租布于郡耳，（太守）发召1人遂不可得。--《江表传》

可见对于地方豪强而言，这些“奴客”就是自己的私产。

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他们是很乐意同官府掰掰手腕的。

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是近代的舶来品，但至少在两汉3国时代，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便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名言。

言归正传，赵旻这套糅合张居正“1条鞭法”及雍正“摊丁入亩”的新政，其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人口大幅度、甚至是断崖式增长。

但次要目的，也是为了毁灭奴客、部曲滋生的土壤。

最后就是，赵旻取消丁税，意味着老百姓们不必再弃婴了。

因为不再有口赋和算赋，所以老百姓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生养子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