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宁失陷、浑河血战、辽东危急、西南大乱，白莲造反，朝廷党争，这种种事件似乎都在映照一件事，明朝，气数将近。

而这种种大事件中，又尤以后金的威胁最大，明朝在罢免了熊廷弼、王化贞后，于天启二年，正式派帝师孙承宗赶赴山海关督师，经略辽东。

数年间，孙承宗、袁可立，一个主持山海关防务，一个主持登莱战区作战，先后收复金州卫、盖州卫等辽南四卫，并成功策反努尔哈赤麾下汉将刘兴祚，也叫刘爱塔。

刘兴祚，辽东开原人，开原失陷后，进入后金，有人认为刘兴祚是努尔哈赤的女婿，这个却是真假难辨，只知道他在后金汉人中的地位大致可以排到前三。

与他同等地位的似乎只有汉奸李永芳，佟养性两人，他是被划分到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旗下的汉将。

而他之所以拥有这么高的地位还要逃回明朝，很大原因是因为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残酷种族压迫。

辽东这块地方，虽然是女真人的聚集地，但女真人的比重却远远不如汉人，就算努尔哈赤统合了各部女真，人数也远不及汉人。

甚至于，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族也从来跟勇猛善战这四个字扯不上关系，就拿明朝对蒙古、女真的悬赏来说，杀一个蒙古士兵的赏银大概是杀一个女真士兵的一倍以上。

这原因也很简单，蒙古毕竟是曾经入主过中原的民族，他们曾经辉煌时远征西方，打遍亚欧无敌手，文治虽然差劲，军事却自有一套体系。

哪怕后来被明朝打回部落形式，也依旧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至于女真，上一次辉煌还是金国时期，已经隔了几百年了，连自己的语言都没有，被蒙古打崩后就回归渔猎生活了。

几百年前就在白山黑水待着，辉煌一段时间后继续回白山黑水，文化这个东西，不能说没有，只能说不多。

也因此，在努尔哈赤兴起，创建八旗军制后，虽然战力强劲，但没文化的认知却是深入骨髓，连语言都是依蒙文创造的。

对于辽东几百万汉人，虽说已经归属于女真统治，但努尔哈赤却完全不能放心，他不允许汉人手持兵器，不许汉人触碰火器。

让汉人归属八旗兵丁为奴，称包衣奴才，或者投入农庄，成为农奴，同时还要剃发易服，以示与明朝划清界限。

至于刘兴祚、李永芳等人，一个是因为努尔哈赤需要人才为他治理地方，一个是出于对辽东汉人的安抚。

李永芳对此自然是非常乐意，因为他虽然是汉人，但却并不会把那些受苦的汉人当做同胞，而仅仅是奴隶，是包衣，所以他不会愤怒，甚至于有点享受。

刘兴祚则不同，他读过几本书，知道有种东西叫礼义廉耻，他反感努尔哈赤对汉人的屠杀，反感剃发易服，他还有基本的良心。

所以，在天启年间，他积极联络明朝大臣，献城反正，同时联络女真内部被欺压的海西女真族人，共同反正。

事情没成，泄露了，皇太极上位后，撤了他的职务，让他闲住，于是他干脆诈死，与弟弟一起逃往东江镇毛文龙麾下，最后为明朝战死沙场。

一个深受努尔哈赤信任的汉将，为什么逃离后金，投入明朝？

背后的原因不是利益，不是名利，而是因为民族压迫，更确切的说是努尔哈赤晚年对于汉人越来越残酷的压迫造成的。

早年的努尔哈赤同样屠城，但他学的是元朝那一套，投降的不屠，投降的才搞屠杀，投降的汉人虽然要剃发易服，但那时候还不至于沦落为奴隶。

到努尔哈赤晚年却坏了，或许是人之将死，努尔哈赤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杀性也越来越大，同时因为粮食不足的问题，先杀汉人贫民，后杀汉人富户，只想保住他女真人的生存。

就连女真内部，也有建州、海西之分，可以说，努尔哈赤晚年，后金政权正在走向分裂，若非继任的皇太极手腕强硬，后金也不过是个昙花一现的少数民族政权，而绝不会有近三百年的清朝。

说回正题，因为孙承宗、袁可立在辽东、登莱经营，明朝的边关防务逐渐稳定，于是明朝内部又开始闹幺蛾子了。

魏忠贤的阉党与叶向高、杨涟等人的东林党矛盾激化，开始生死斗争。

天启四年六月，时任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东林党人也陆续上奏加入讨伐。

但天启皇帝朱由校却一概置之不理，想想也是，自己用得顺手的刀子，在没用脏之前，谁舍得换掉?

因此，奏章递上去后，魏忠贤没事，东林党却有事了，魏忠贤很愤怒，在自己掌握着东厂、锦衣卫的时候，究竟谁给这些东林党人的胆子，居然敢上奏毁他，二十四条大罪，不愧是读书人啊，就是会整花活。

魏忠贤整不来这些花活，他只会杀人、捞钱，当把趁手的刀子，简而言之，手段非常粗暴。

同年十月，报复来了，吏部侍郎陈于廷、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被削去官职下入诏狱。

天启五年八月，杨涟被严刑拷打，惨死诏狱，同时被严刑拷打的还有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五人，合称东林六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