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亲历了一切的人坐在椅子上。没有立刻说话。她仿佛在考虑要从什么角度来讨论这件事。不一会儿她又变得平静而傲慢。

“思维神经导正模拟。”她说，“它只是必要的过程之一。”

“在我看来，那是献祭活动。”姬寻毫不停顿地回答，“对着一个神经模拟系统集中性地进行血祭。在你们的知识系统中，那毫无意义。杀死精神主义者不会完善切分器的结构缺陷，他们全都是有限思维的健全者。你们寄希望于系统出错的部分位于有限结构中，那是缺乏支持的。”

朱尔提醒道：“但它的确起作用了，姬寻先生。你我正坐在这里。我们的相见正归功于切分器的运行。”

“你认为这是用被解剖的精神主义者神经模拟完成的。在最后的时刻，那最后的一个牺牲者，他的死亡促成了切分器的正确启动？”

“你看到了维斯的记忆。我想答案足够清楚了。”

“我看到了一些信息。但那不是答案。”

朱尔如同叹息般轻轻吐气，又像在发出一种细微的嘲笑声。

“容我把这件事再仔细讲述一遍。”她说，“最初，我们只想尽快找出切分器的结构错误在哪里，而那需要大量游离病神经网络作为参考……我想我不必向你解释思维的复杂性，姬寻先生。即便是由游离病患者的神经结构也有很大不同，试图靠分析来合并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几乎是在猜哪一部分影响了无限性。试错是这过程里的一部分，而在成功以前我们不能保证究竟还需要多少样本。与此同时一部分人要求我们划出控制线，要我们保证不再使用任何轻度游离病患者进行分析，因为‘他们仍有望康复’。”

“我也做过一些简单的尝试。对于轻度病患而言，缓解症状时可能的。至少，避免恶化是较为容易的。“

“你接触的并不是真正的患者，姬寻先生。如果和我们遇到的状况相比，住在这儿的人只是有一些轻微的幻想症。真正的游离病是不可逆转的。不，他们不会再康复了。困住他们的是一个伟大的概念，一个我们尚未理解的东西。我们能如何治疗呢？他们已成为后来人的基石，一架通完概念的阶梯。这正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后的贡献。如果他们尚在可交流的时候，我认为他们自己也会赞同。这没有什么需要衡量的：成为拯救文明的基石，或是像死物一样毫无知觉地迎接末日。很多人在得病以前向我表达他们自愿加入切分器研究。”

“很多人，”姬寻指出，“但不是所有人。”

“要做成一件真正重要的事，你不能指望得到所有人的赞同。”

“我不反对这个观点。不过，我想你们并没有真正统计过精神主义者的数量。”

“他们是毋庸置疑的少数。即便在中立人士里，他们的观点也不受支持——在应对大挤压问题上，保存文明的精神更重于任何形式的物质逃亡。这是非常荒诞的意见，姬寻先生，我想不用我一一指出它可笑在哪儿。他们是一群毫无建树的义士。没有人真正支持他们的观点，仅仅是在这一个事件上——要求终止切分器研究和病人神经模拟——他们只不过在这件事上凑巧迎合了乌合之众的愿望。”

“那么，如何解释你导师的反对？”姬寻问道，“我从几个人的记忆力看到了关于她被伦理审查委员会带走的消息。鉴于她的名声和贡献，我想她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平庸之众。”

“智者也会犯错。“朱尔说。她脸上的笑容与傲慢却消失了，却而代之的是一种怀有哀悼的肃穆。尽管如此，她的谈话对象未曾在她脸上看到愧疚或怀疑。

“我们所进行的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造，”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在我们文明的全部历史里，从未有一刻那样危险，而又和不朽如此的接近。那使得我们中的许多人不知所措。在天性惯于平庸的人看来，过于伟大的事物永远是可疑的。同时那还要付出代价——变革的代价在一些个体看来是不可承受的，因为浴火重生必将脱去旧的躯壳。但那是客观规律，姬寻先生，正确的事总是要从后续的历史中显现。”

“我保留看法。”姬寻说，“但请继续说下去。我仍然很想知道你们和精神主义者的冲突是如何激化的。”

“我所知道的部分恐怕不那么戏剧化，非常清晰与简单。在申请关闭切分器的议案全部失败以后，第一个精神主义者采取了暴力措施。他试图攻击们的核心研究员。有两三个人为此受了重伤。自然，他也被伦理审查委员会抓住了。袭击公民的罪行是不可宽赦的，因此中立者不再声援他们。支持者越少，他们所能采取的措施也就越有限。你可以想象，那也会越来越极端，直到他们被认定为完全的非法组织。那过程并没有花多长时间，我对这中间的舆论变化也仅知大略——毕竟，我的工作是让切分器正确启动。在我遇到的所有困难里，精神主义者只是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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