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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真实的格洛丽亚·嘉诗极难描摹。我的写作越是逐步推进，我就越发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不仅因为她已经隐遁数年，不见世人，还因为她是个掌握公众心理的高手。

纵观她的一生——是的，我知道她还在世，但她已退出公众舞台，所以我姑且使用这个说法——她都在非常仔细地雕琢自己的公众形象，其精细程度不亚于给一个初生的婴儿整理胎毛。要特别小心她留下的那些生动的细节，那是她故意露出的线头，留待后人做出她早已料定的诠释。我在这里提出，只有一种窥见她真实一面的方法，恰恰是回到她扮演的角色中去，那是她唯一挥洒内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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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麦卡锡主义”这个词已经变成了喜剧演员随意抛出的一个包袱，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它的可怕。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许多人因此入狱，失去工作，甚至失去生命。在约瑟夫·麦卡锡议员于1957年去世后，麦卡锡主义余波渐息，格洛丽亚·嘉诗却正是在这个时期受到了波及，成为麦卡锡恐怖后期最大牌的受害者。

这场风波起源于《加利福尼亚明镜报》发表于1957年1月25日的一篇报道。这篇中等篇幅、平庸煽情的报道的主题是一桩发生在北洛杉矶格瑞迪社区的灭门案，三人被杀，凶手当场被捕。这桩案子很惨烈，也很无趣，本该在一周内被公众抛入故纸堆，却因一条莫名其妙的消息演变成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清洗”。

这条消息是先从格瑞迪社区兴起的，无头无尾地，人们开始传言尼科·特纳其实是格洛丽亚·嘉诗的舅舅，他们正是为了投奔她才搬来洛杉矶的。这个消息引起了《影星周刊》（一份低俗的大众读物）记者彼得·富尔顿的注意，他紧紧抓住这条看似虚浮的线索，花了一些时间，贿赂了一些人，查清了格洛丽亚那被封锁的过去。

1957年2月1日，《影星周刊》发行了冬季特刊，封面报道标题为“你很喜欢把大众当成傻瓜吗？”副标题为“格洛丽亚·嘉诗诞生记事”。这篇报道杀人不见血的险恶之处，只有穿过看似表面的文字，撇开对刊物的偏见，才能充分体会到。首先，报道采用了粗俗流畅，便于为大众接受的语言，标题直接把格洛丽亚和美国民众对立起来，极富煽动性。然而整篇文章的行文逻辑密不透风，证人的姓名身份一一可考，从助产士到邻居，从牌友到木匠搭档，一条紧凑的证据链揭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事实：

格洛丽亚·嘉诗，纯洁无瑕，高高在上的好莱坞圣女，是一个俄罗斯娼女和意大利酒鬼醉后乱性的产物，她是个下贱的私生子，自始至终都没有被父亲承认过。

除了文字外，这篇特别报道还配有多张实地拍摄的照片，包括格洛丽亚出生的非法诊所，她幼时住过的肮脏出租屋，粪水和呕吐物横流的街道——那是她童年奔跑玩耍的地方。看看我们信仰的是什么人！彼得·富尔顿让民众相信，格洛丽亚·嘉诗的崛起是苏联的阴谋——就算不是，也是对美国的嘲讽，他巧妙地将格洛丽亚为在好莱坞谋生存采取的无奈策略转化为蓄意欺骗大众的恶毒计谋。报道旁意有所指地配了一张格洛丽亚穿着伊迪斯·海顿设计的红色套装裙，站在林肯雕像旁面带微笑的照片。一下子，她从高贵如王室成员的名流公主变成了来自东方的邪恶间谍。

一时间，众人哗然。

《明星周刊》《好莱坞报道者》《名利场》《综艺》杂志，甚至不大关注好莱坞风吹草动的《纽约时报》都全部加入了进来。近一个月内，格洛丽亚·嘉诗长时间占据着大大小小报纸的版面。众多记者、作家一拥而上，撰写了相当多热血澎湃的讨伐檄文。一名议员理查德·费尔班克斯公开呼吁展开调查并将格洛丽亚驱逐出境。他说“这个自由的国度不欢迎阴谋家的孩子。出于对苏方通过文化娱乐活动进行渗透的担忧，我们必须求助于联邦情报机构和民众的力量。”来自纽约和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提出“间谍活动并未消失，而是变得更为隐秘”。卢森堡夫妇和格洛丽亚的名字被频繁联系在一起，“嘉诗小姐也许会成为苏联在国内招募间谍的一个灯塔式的人物”。

“塔季扬娜·斯潘捷洛娃”，这个名字也被翻了出来：从她母亲的姘头名单，到她邻居口中小女孩古怪无礼的琐事，向人们证明，这个女孩从头到脚都是邪恶的。在经济危机造成的苦难漩涡中，这个23岁的年轻女孩成为了众人怒火的发泄口。

人们总爱盘点电影明星过气后精神失常乃至自杀的案例：卡普西尼坠楼而亡，卢佩·贝莱斯服毒自尽，贝拉·达维死于煤气中毒。在好莱坞，你可以一夜之间名满天下，陡然迈入一个充斥着奢侈品、香槟、皮草的玫瑰色世界，但也可能一夜之间失去所有。像这样短时间内生活的剧烈变故，对人的精神打击是极其巨大的。尤其在人才济济的好莱坞，少有人能在倒下后东山再起。这种眼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