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冗官过多，使得朝廷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六部之中的官员经常互相推诿，堂倌推给司员，司员推给书吏，常常是一些重要的文件变为一纸空文。

外省督抚大臣要办一件事，往往要从县一级开始逐级上报，到他们手上最快有时也要数月。

而为了起到互相节制的作用，朝廷还常常在一个职位上设置数人，最后各个官吏均懒于从事，导致一事无成。

比如清初漕运每年四百多万石，运米本来是商人的事，朝廷却设总督一级的官员办理，沿途各舱搬丁、搬运船丁等多达十万人。

由于冗员过多，致使每担米的运费高达十八两，仅漕运一项，国家每年要支付千万两白银，成为财政上的一大负担。

而且冗官、冗员过多，也会严重败坏官场风气。导致在职官员大多委琐因循以自保，而等待上位的官员则拼命钻营。

如此上行下效，自然令官场黑暗无比。所以才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

至于胥吏就更多了。

据史料记载，清朝中期，直隶省大县胥吏一千余人，小的也有数百人、百余人。

乾隆年间，有的知县下乡验尸，带着仵作、刑书、门印、签押、小使、六房、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前往，多达一百多人。

而这些胥吏大多是没有正式编制的，也就是说县里不会发给工资，最多只是管饭而已。

如此一来，那些胥吏要想赚钱，自然是想方设法，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甚至盘剥百姓，敲诈勒索。所以古代才有“无吏不贪”之说。

……

因此项南才要改革官制，一来明确各部官员的职能，免得有事没人做，出错没人背；二来解决胥吏的问题。

保证每项工作都有人完成，既不造成工作积压，也不造成人员闲置。

这样一来，多出的胥吏就不允许再有了。往后每查出一个胥吏，就直接找官员问责。

另外就是给胥吏提升的渠道。

胥吏之所以有“无吏不贪”之说，除了没有编制，没有工资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胥吏不能升职，甚至连科举都不能参加。

明太祖朱元璋专门立法，把皂隶、马快、步快、捕役等胥吏与倡优等行业一起，列为贱民，这些胥吏及后代不得参加科举。如有违反，杖责一百。

清朝时候对胥吏稍微开恩，规定每五年进行一次考试出职，但所获得的职务最高不能超过九品。

胥吏的升迁之路被堵死，又没有工资领，那除了以权谋私、营私舞弊之外，也没得可做了。

毕竟胥吏虽是朝廷不入品级，比芝麻绿豆还小的人物，但在老百姓的心中，他们却都是手握重权的大人物。

单是看城门的兵丁，都敢肆意勒索过路的百姓、商贩，不给个过路钱，不留下点什么，都不让从城门过。可以说是雁过拔毛，大粪车经过都得先尝尝咸淡。

所以他们对百姓伤害也最大，因此才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任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之说。

而如今，项南改革官制，解除对胥吏的禁令。

胥吏能够升迁，能够参加科举，能够担任大官。

官和吏都是三年一查，优等的升迁。比如捕快升做巡检，巡检升做主簿，主簿升做县丞，县丞升做通判，通判升做御使……

其实吏因为负责具体事务，办事能力甚至是强过官的。毕竟官大多是来自科举或捐官，学得多是四书五经之类，或者单纯有钱买官做，之前并没有做过官，没有实际行政经验。

很多官员上任之后，面对一县大大小小的事，头都大了。甚至连《律例》都不知道，审案都不知该用哪条法。

相比起来，负责刑名的胥吏，是不会不熟悉《律例》的。对于审案，他们就比官老爷懂得多得多。因此把他们拒之门外，实在不公平。

……

项南大手一挥，要改革官制，百官们是无人不敢顺从。

一来，项南威望够高，这些年开疆拓土，富国强民，在百姓百官中都拥有极高的声望。

二来，项南手段够狠。这些年严查贪官污吏，每年被殺头就多达上千人，至于抄家的、流放的、杖责的、贬官的，更不知道有多少，比之明初的朱元璋下手还狠。

三来，冗官冗员，也的确是历朝历代之弊，是必须要进行整顿的。

以清朝为例，虽然朝廷编制未改，但是顺治年间，朝廷每年为百官发放的薪俸只有两百万两。到了乾隆一朝，就增加到了六百万两。编制还是那么多，开支却增加了两倍多，就是因为冗官的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