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军事贵族。 赵胡墓中，是绝对不能缺少各种青铜和铁质武器，以及车马器的。 对，车马器也属于武器的一种。 从商朝到战国，战车一直都是各诸侯国最重要的战争利器。 相当于现代的坦克。 欧洲人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玩的步坦协同，最早可不是欧洲人首创的。 实际上，华夏人在商朝开始，就已经利用战车与普通士兵进行协同作战了。 西周时期的步坦协同，是用一辆车配合72个步兵，编组为一乘。 战车在前面冲锋，步兵快跑跟在后面，借助战车横冲直撞的力量，挥舞着戈与戟，收割对方士兵的生命！ 而战车上，乘员一般为3人。 左边的负责指挥和远程射击，身穿轻甲，被称为甲首。 右边的人手持长戈，负责攻击近处的敌人和为战车扫清障碍。 预下居中被成为参乘，也就是驾驶员。 一般一辆战车，居左边的人是最尊贵的，中间那位只是车夫，右边那位是负责保护左尊的。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华夏人以左为尊了吧。 要知道，商周时期，诸侯和贵族，也都要下场亲自乘车出战的。 而他们都是居左位，负责指挥和远程射击。 这也是为什么商周贵族，都很注重射术。 贵族子弟之间，也都爱玩“投壶”这种和射有关的游戏。 因为上到诸侯，下到士、大夫，他们上战场就是负责远程射击的。 不掌握一手精湛的射术，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位贵族？ 射术，从夏商时期开始，就是一位贵族必须要掌握的技艺。 而南越国的赵家，作为从秦国传承来的军事贵族集团，武艺这块怎么也不可能少练。 要知道，秦始皇年轻的时候可都是没少练射箭，以及指挥和驾驶战车。 所以，西耳室内除了礼器、日用品、装饰品之外，剩下最多的随葬品，就是车马器了。 出土车马器的种类计有:衔、镳、伞柄箍、盖弓帽、当卢、络管饰、缨座、带扣、泡钉、铜环、水龙头辕饰、圆片饰共13大类1350件！ 除了有4套铁衔、镳外，其余车马器具全为铜器。 光是车马器的配件，就有一千多件，足够组装出四架超级大的战车。 估计是天子驾六那种级别的大战车，才能用上这么多配饰。 有这些配饰在手，只要给文物修复部门足够多的时间，完全能组装复原出这四架马车。 不过用的材料肯定都是新木材了。 但是这也足够让现代人，一窥南越国的战车！ 而除了战车之外，出土最多的单兵武器，不是戈，也不是戟，而是箭镞！ 赵胡作为一位国君，显然不是拿着长戈和长戟作战的。 他如果要练武，当然是要和其他贵族一样，玩射箭。 而箭镞，就是古代的箭头。 作为南越国最顶级的贵族，赵胡用的箭镞，自然是不凡的。 西耳室内一共出土了四种不同样式的箭镞。 其中1型，是最为典型的战国后期样式的箭镞，通长5.3cm，横截面作三角形，狭刃，十分锋利。 实物很长，根本不像是一个箭头，反而像一把小刀了。 这也是春秋战国时箭失的特点，箭头很长，这样杀伤性才够大。 光是1型的，一共就有三百多支。 剩下还有带倒刺，双翼的2型，圆柱形，长度较长，达到八厘米的3型，以及带血槽，长度较短，但是杀伤性最高的4型。 四种箭镞加起来，大概有个四五百支。 西汉时期，或者说汉代之前，诸侯贵族，包括皇帝，都是比较喜欢没事就出门打猎的。 汉武帝也没少在上林苑猎鹿。 这些贵族打猎肯定不会上去和猎物肉搏，只能用弓箭了。 很显然，这些箭镞应该都是赵胡生前御用的。 出土时，它们都被放在了木质的“失簸”之中。 簸，用柳条或竹篾编成的器具。 可惜，深埋在这偏酸性土壤中，这些木制的器物是最容易损坏的。 大部分失簸都已经腐朽不堪，隐约可以看到上面有用漆画上的花纹，完好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精美的。 而且表面还贴上了几层绢，用于保护陪葬的作用。 可惜这些绢也只剩下了一点点残片，腐烂的七七八八了。 当然，光有箭头也不行。 除了箭头之外，也出土了160支箭杆。 这160支箭杆能保存下来，大概率是因为这些箭杆并非是纯木制或者竹制的。 古代的箭杆，大部分都是用竹或木制作的，用木头的话普遍也是选择轻木。 因为这样才能让箭变的轻盈，从而射的更远，更准。 但是赵胡墓里的这160支箭杆，并非是纯木制的。 箭杆的主体，是用细长的圆竹杆制作，但是在竹杆中间，还内插了一根细长的铁棒。 这根铁棒，叫做“箭铤”，用于安插到竹管制成的箭杆中，并用麻绳，与箭镞加以绑定。 这样，箭镞与箭杆之间才能更加牢固，不易脱落。 箭杆这玩意向来在随葬品中属于难以保存的物品。 大部分西汉时期，以及更早时期的古墓葬中，出土和箭有关的器物时，大多都只有箭镞。 剩下的箭杆、箭羽，都是难以保持下来的。 在本就保存情况堪忧，随葬品腐朽程度极高的这座墓中，居然能发现保存还算完好的箭杆，而且还是铁+竹制作的。 这对考古人员来说，简直是一个意外之喜。 更惊喜的是，这箭铤还是用铁锻造出来的，这说明南越国当时应该也掌握了，一定程度的铁制武器锻造工艺了。 没等他们确定呢。 就在发现这批箭铤的第二天，广州考古所的工作人员，就在这堆弓箭的旁边，发现了一把铁剑！ 这把铁剑的样式，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