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谬非常，什么意思？”朱慈煊立即问道。　　黎维卿一声轻叹，便接着说道：“皇上天真地以为，派出手下的太监们，到各处军镇之中，去充当耳目，去探听消息，便可有效控制各处军镇将，更可以防止当地官员的欺蒙与谋逆。但却没想过，这些太监到了地方上后，这一点点的正面作用，却是远远不能抵消其带来的祸害。”　　“要知道，宦官们皆是刑余之人，这些入宫的目的，无外乎是升官发财，哪里还会有半点忠君爱国之心！退一步来说，就算其中有极少忠心为国者，在这般污浊环境之中，亦是难得重用。毕间，大部分的太监，尤其是能高居上位者，皆是只会擅长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暗谋私利的小人罢了。这样的一心想着捞钱发财的人，所谓“监纪功过”，只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在外发财的机会罢了。”　　“所以，这些派出的太监，到了地方上，往往只会一味的盘剥贪腐，祸害甚大，以至军怨民怒，其对将领的牵制监视等正面作用，因此被大部抵消。这也是袁继咸贺自镜等人，皆是强烈反对朝廷派驻监军的原因。”　　黎维卿说到这里，又是幽幽叹息。　　而朱慈煊听完，又不觉陷入沉吟。　　黎维卿说得没错，崇祯此举，确实是太过天真，也太过想当然了。　　所以，明史中记载，因外派太监的必要性与祸害性如此交织难分，令崇祯自已也时常痛苦纠结，这些太监监军到底是派还是不派，以至于外派太监之事，定了又撤，撤了又定，反复多次，弄得崇祯自自已亦是心神俱疲，不堪其累。　　《明通鉴》中记载，崇祯后来，也曾向文武官员与军民百姓，解释过一番自已外派太监监军的苦衷，他在谕令中说道：“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事悉委之以大小臣工，然比者多营私，罔恤民艰，廉慎者又迂疏无通，此士大夫之负国家也。朕不得已，方用成祖监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乃一时权宜，欲诸臣自知省也，以信朕之初心矣。”　　可叹的是，崇祯这番自诉苦衷，除了自我感动外，没有任何效果。既无法打动满朝文武，也不能安抚天下军民百姓，最终还让历史学家们贴上了一个重用内监的恶名。　　一个即位之初大力打击阉党的皇帝，与一个随后又重用太监为亲信的皇帝，竟然会是同一人，这历史的吊诡之处，足让后人叹息无语。　　但现在，朱慈煊却有点听不懂黎维卿的话了。　　他一方面要自己加强对手下将领的监控，一方面却又出言相讥崇祯皇帝先前派出监军的做法，这个黎维卿心下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黎爱卿，孤听到现在，怎么反而有点不明你的意思了。你又要孤加强控制手下将领，令他们不可有叛变的条件与资格，二又举崇祯先帝之例，反对孤派出监军前往各营，这番说法，岂非是前后矛盾么？”　　“殿下。在下之意，却是认为，崇祯先帝的做法，是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为我所用的。毕竟，监军这个模式，其实还是极有用处的。只不过不能象先帝那样，派出贪得无厌又无任何制约的太监前去。如果殿下能将这监军制度，将其改进完好，让其既可起牵制监视将领的作用，又使其不得荼毒地方祸害军民，这样一来，便是最合适不过了。”黎维卿微笑答道。　　听到这话，朱慈煊脑中，突然想到了宋朝的以文驭武。　　中国社会中，皇权来于暴力，但成熟统治，就一定需要有文明秩序来有效约束规范暴力武力。从这一点来说，重文轻武以及以文驭武，却是制度化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为对于国家来说，战争的破坏性实在太厉害了，不能完全只交由军官们决定。这就是所谓的，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　　赵宋立国之初，就接受五代战乱教训，很早就有意识弱化武将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打压武人。整体上不以军功为喜，而以武功为忧。　　其实，不止是宋代重文轻武以文驭武，历朝历代建朝立国愈久，则必然愈往重文轻武以文驭武方向发展。近现代民族国家，军事制度的一个重大原则趋势也是文官化。只不过相形之下，尚未完成国家大一统的宋朝，表现得更为突出。毕竟，重文轻武乃至以文驭武都没问题，但不重军功武功不好战，乃至忘战被动消极防御苟和为主流国防思想，长期执行下来，国家必定软弱无力，只求苟安，这问题可就大了去了。　　更可惜的是，宋代是中古文明中，其文明程度是所谓离近代化最近的一个时代。它的方方面面，似乎都与近代化国家文明只隔一层纸，往前跨一步就是近代文明体系。但这个朝代，其方方面面却又极其粗糙，细节上完败于近现代文明，那薄薄的一层纸，始终没有捅破的可能。　　朱慈煊认为，其实，宋代重文轻武以文驭武从制度建设层面而论，形似现在的文官制度，所以方向上并没什么问题。但很多制度与体制，其程序规则以及执行的环节细节上，却是多有缺陷与不足，综合起来问题可就太大了。　　且从结果来看，宋代的重文轻武以文驭武，最终并不是以文官制度体系，来约束指挥提武力提升暴力机器的效能，以及使武力有效发挥安内御外的功能，反而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压制与打击。毕竟，宋代的所谓重文轻武以文驭武，里面并没有任何科学专业精神，只有一些帝王驭下诡谲权术权谋。甚至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