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了中秋之后，神京就变得热闹起来。　　却是马上就要开始进行省了，这京畿之地的考生都要到神京城的供院进行考试。　　大雍朝的科举分为三个等级。　　分别是等级最低的夏举，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秋举，而后就是各省精英内卷大春举，这三样考试对应的就是秀下、举人和进士。　　大雍的地方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是道、省、郡、县。　　春举是在各郡之中举行，参加的是各县的学生，一年考一次，考完就是秀才。录取人数卡比例，只在考生中取百分之三十。　　考了秀才，就有资格去官府任职当吏了。　　其后就是秋季的举人考试。　　前置条件儿是必须要考了秀才，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府举行，只录取百分之十。　　举人就意味着可以入仕了，到县城里直接有官职，虽然是九品子麻官，但上限是很高的，最起码能够去省级机构任职。　　最后，就是五年一考的春举了。　　前置条件儿为举人，且成绩为各省前一百名，四品以上的官员，必须要进士出身。　　大雍的科举不考八股文，只考两门，一个经贴，一個策论。　　经贴考的是百家经典，相当于现实中的阅读理解。　　给你出上一段话，或者一篇文章，让你分析其中的深意，解题时文体不限，这考的是写作的基本功。　　策论考的就是国朝的政治制度，这就是考你的实际能力了。　　会给你出算数题，税收时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办、出现兵变时该怎么行动等等。答题同样无固定格式，全看考生水平如何。　　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难的，但一般人后面那一门没有专门的老师进行教导、且家里没有相关藏书的话，想通过就十分困难了。　　大雍朝，最贵的东西就是书。　　太祖皇帝认为，民不可开智，直接设立勋、士、工、农、商、贱六籍。　　在太祖朝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　　说这种开倒车的行为读书人会支持？　　可惜，大雍立国之初，读书人都快让大元霍霍光了。而且开朝勋贵作为既得利益者，虽清楚家天下的坏处，但也是双手双脚支持。　　所以建国之初太祖收敛天下藏书，百姓若有私藏者，当没入贱籍。无朝廷许可不准私自印书，擅开书院者斩立绝，夷三族。　　百家经典史书，只能在朝廷开办的书馆购买，一册千银。　　且科举考试只有录入“勋”和“士”的两籍的人才能参与。所谓“勋”即开国勋贵家族，而“士”则是大礼朝官员的后裔和跟随太祖起家造的兵丁及其家眷。　　在这“焚书坑儒”的政策下，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这就是大雍举朝尚武，且没有文官集团的根本原因。　　太宗即位以后，虽也赞同太祖皇帝的愚民政策，但同样觉得勋贵当朝也不是好的现象，需要人进行钳制。　　而且太宗朝完成了统一，摊子大了，太祖留下的草台班子也撑不住这么大的家业。　　于是太学院和地方官办书院应允而生，同时太宗允许“农”、“工”、“商”籍贯的人读书。　　商籍若想参与仕途，必须将家产全部捐献朝廷，并且去邻省安家重新划分籍贯方可。　　幸好太祖短命，这“焚书坑儒”的政策还没彻底执行到位就翘了辫子。　　这地方上的农民和工匠还有大量前朝读书人，在太宗的激励下，民众方才有了阶级升越的空间。　　在迁都神京后，太宗方才解开了建立书院的限制，只是若要开设书院必须要向朝廷缴纳千银才行，且只能在郡级开办。　　等到了太上皇执政的时期，方才彻底放开禁令允许民间开建书院。　　到了太上皇隆庆十五年后才彻底废除了“限书令”，并将书籍降到十两银子一册，允许个人相互抄书穿越。　　而后到了彰武帝登基后，又是改革了一次科举，再次降低人的参考门槛，这才让大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内阁首辅李善宝对大雍确实有很大的功劳，避免大雍变成两晋南北朝门阀当政的样子。　　在大雍朝，就不存在穷酸书生一说。　　从童生到举人，少说也得烧个二三百两银子打底才行，若是想要到进士，怎么也得在教育上砸个上千两银子。　　大雍朝的官员制度也和前朝历代所不同，明确的说是到了彰武帝上台后，直接改了大雍的官制。　　首先就是在地方上，往日王朝的县中，也就只有县令、县丞、县尉是有官品的。　　彰武帝即位之后，虚置三省，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和中央官员近乎持平，这就让官员失去了上升的动力。　　正常情况下中央权威被削弱是必然的。　　而彰武帝则是做了一个很骚的操作，那就是权责细分细划，在地方上大设官职分走地方官手中的权力。　　最为典型的就是县下各乡，各部门的官员全都是有品级在身的，此为最低级的九品官。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这一招下去，却是让地方主官的含权量大幅度缩水。　　而后就是各部门的县吏扩编，最低要求就是要有秀才功名在身。这一套制度施展下来极大的提高了小官儿的含权量，由他们制衡各地主官员。　　而后往上，各郡、府、省、道也是同样如此。　　而且彰武帝为了鼓励百姓参加科举，也是做了规定。　　勋籍的勋贵二代们想要入朝为官，至少要获得举人身份。寻常士籍之人若要做郡级以上的主官，必须要有进士身份。　　明白话来说就是县级别的官员秀才学位就能凑合着用，郡级以上至少要举人学位才能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