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五郎一度以为大明宫那高高的宫墙遮住了薛白看世间百态的眼,但渐渐发现,是人们的伪装使他看不到那些欲望与恶念。
比起探查宫外具体发生的事件,更难的是分辨出人心。
“今日,我以亲自考校大慈恩寺所留僧侣佛法的名义见了他们。”薛白道,“实则,我借机查实了住持不空的罪证,与元载所言基本相符。但元载的话亦不能全信,至少他给的官员名单就不太对。”
薛白至少可以确定那份常与大慈恩寺往来官员的名单里,元载把自己与其党羽都拿掉了。
杜五郎问道:“那要怎么办?”
“可法办,但不能以谋逆的罪名办。”薛白道:“你去让那小和尚净言到京兆府状告不空,就定掳卖良民的罪名。”
“为何?”
杜五郎虽然能理解薛白所说的那些,可有时脑子里总还是绕不过弯来。
政治上的权衡利弊、步步为营,对于他而言有些太过复杂了。他的思考很简单,比如分清善恶是非,把坏人杀掉也就是了。
面对这样的疑惑,薛白道:“好人坏人岂是容易分辨的?他们与反对我的人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要杀的话,会杀得血流成河,于是会有更多人反对我,得杀更多。”
因这句话,薛白夜里又梦到有一天自己忍不住了,提兵入宫,杀了李隆基、李琮、李亨、李……之后是数不清的大唐宗室、世家大族。
一开始他很兴奋,可怎么杀都杀不完,直到长安城陷入火海。
天亮了,他也就醒了。
梦中的兴奋褪去,面对现实,又是有些乏味沉闷的一天。
他告诉自己,得有耐心,要像下棋一样做全盘考虑,再一步步落子。他现在是兴复盛世的规划者,不能再动不动就掀桌子。
崇义坊。
王缙的宅院占地广阔,据有了坊四分之一的面积。
在这样的地段,能建如此大宅自然是贵不可言。可世人津津乐道的反而是李林甫、王,以及杨氏的奢豪,反而很少提及王缙的富贵。
因为那些人是暴发户,李林甫哪怕是宗室也是落魄旁支,王是庶子出身,杨氏是攀上枝头一飞冲天,这些故事说起来总能给人一种“也许有天我也能飞黄腾达”的意趣,还有种“这种人就不配富贵”的酸味。但王缙不同,七家十姓的出身,显赫了上千年,拥有真正的贵族风范,一切都是应得的。
杨氏姐妹、杨国忠喜欢斗富,王缙却根本就不需要通过高宅大院这类世俗之物来彰显自己。世家的贵气是一代一代的时光养出来的,不是新贵们置个大宅就能模仿的。
比如王缙的哥哥王维能买下了辋川别业,却从不炫耀它值多少钱。才华、风度,才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奢侈之物。
王家兄弟一向有清名,笃信佛法,素有善行,与薛白的关系也很不错。因此,王缙万万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被怀疑。
“我密谋对付太子殿下?”
“不错。”
坐在王缙对面的是一个年轻官员,正是由元载举荐为官的杨炎,因表现出色,已升迁为司勋员外郎。
杨炎把一封封的供状摆在王缙面前的桌案上,道:“证据确凿,王尚书常年与僧人不空来往,资助颇多,不空则拿着王公的资助,暗中窜联对殿下心怀不满之人,阴谋颠覆。”
“并非如此。”
王缙的回答很单薄。
他这一生都是站在高处,见过的世情多,早看淡了权力富贵。因此面对这样可怕的指责,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惊恐慌张的态度,始终是荣辱不惊。
杨炎道:“事已至此,只怕不是王尚书一句话就能推托的了。”
“殿下还未成为储君之前,我便是河东节度使。”王缙道,“倘若我对殿下有所不满,在河东时便该谋划,又何必等到现在?”
“真当我不知吗?王尚书在河东就已假托营建寺庙之名,散出公文,使僧侣敛财募兵,意在谋逆。”
杨炎官虽小,气势却很强。而且是真的拿出了证据,把王缙理佛所花费的钱财查证、统计了出来,厚厚的账册“啪”一下就甩在案上。
“十万余贯的支出,若说不是图谋大事,谁信?!”
“我笃信佛法,甘心捐赠。”
“甘心助妖僧欺男霸女?”
“不空如此,并非天下僧侣皆是如此。”
王缙无奈地轻叹了一声,目露悲天悯人之态,倒显出了佛性来。
杨炎态度强硬,若非是权职不够,几乎就要当场把王缙拿下。但他没得到这个命令,遂搜了王缙府邸,拿走了账册、地契、书信,说是要查一查王缙到底与大慈恩寺是否勾结,有没有共同欺占的田亩。
如此一来,王宅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面对这种情形,王缙始终端坐在大堂上,闭上眼,一言不发。
他手里什么都没拿,但手指却有着小小的动作,仿佛在轻轻拨动着佛珠。他口中无言,但嘴唇微微张合,似在轻声诵念。
不知过了多久,杨炎终于是带着人押着成箱的文册离开了。
一个和尚也不知是从何处出来,缓缓到王缙身后,叹道:“是贫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