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欠了老丈人的钱，我不能经常回去。也因为村里人知道我搞得不好，不想回老家，至少不想老父亲看见我心里发愁。立冬那天，奶奶去世了，我给父亲给了两千元，也没说这些钱是贷款。他知道我请假离开了油田单位，在外面胡创，知道我跟齐东旺打官司的事儿，但不知道我搞汰渍洗衣粉还失败了。他曾有几次问我啥时候置办结婚？我说：“钱在哪里呢？”　　问到这个话题时，父亲不吭声了。因为我借老丈人的钱，他是知道的。在结婚的礼钱和花销上，他虽然有所准备，但无力替我还了债务。因为我身后还有弟弟，还有年迈的奶奶。母亲去世后，家里的光景似乎不如以前了我，加上我给家里又没什么贡献，父亲也日渐年长了，不再捞石头砸石子，就种了那几亩地，还要照顾奶奶。弟弟虽然也到了打工的年龄，但年轻人，只要把自己顾住就不错了。奶奶一直希望我把婚事办了，给她生个重孙，曾眯着眼睛问我过几次，我都搪塞了过去。自然，我不想然奶奶知道我背债的事。　　但长期待在王玉文的舞厅，也不是办法。想回原单位，又觉得丢不起这个人，在油田饭店刚干了一年，没听领导的劝阻，就离开了；石料厂也算是单位给了我一个机会，到头来也落了个“夜走古城”的下场，现在我背了近十万元的债务，怎么有脸回去呢？就是回去上班，靠一月那点工资，何年何月能还完？现在想想，年轻人初上社会，花钱搞投资，一定要悠着点。最好不要背上债务，一旦背上，就像把猴子背在了脊背，在某些利益关头，你不发疯，不乱方寸才怪。人一些错误的决定，就是由于思想混乱造成的。　　既然回不了单位，我只能在社会上继续漂泊。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个姓邵的人，得知他经营几条线路的公共车，譬如西安线路、BJ线路，上海线路，我就主动提出给他帮帮忙，说我是从油田上出来的，基地在西安北郊，来往的熟人不少，可以给他们带来点资源。邵老板同意了，让我上了西峰至庆阳的长途公共车，负责上人下人，维护车内秩序。卖票收钱的事儿，人家有人，是个女的，好像是老板的亲戚。　　跑公共车很辛苦，有时车站排的是早班，譬如六点半发车，跟车的人五点多就得到场。每天清晨就得到车跟前，把车内车外的卫生收拾好之后，就是叫人。尽管车站窗口有卖票的，但由于经营车的人很多，同一时间段的也发几辆，竞争很激烈，所以我们这些跟车的人，天天溜达在车站门口，眼观六路，伺机叫客。一旦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顾客，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冲上去，拉的拉，扯的扯。第一次看见这阵势，我心里有点拉不下面子，没过几天，我也变得疯了起来。有一次，我看见两个女人被另一辆车上的人叫住了，就高声说道：“他姨，看你俩来了，我老远就盯着你，眼睛都看绿了，你们咋跟人跑了呢？我们这车上油鬼子多，你们不来坐坐？”　　当地人喜欢把油田人称作“油鬼子”，这时候，我故意这么说道。那两个女人即咯咯笑了起来，甩开拉她的人，朝我走了过来。我忙接过她手里的皮箱，塞进了车底下。　　上车没有几天，我就轻车熟路，顺当了起来。那时候虽然高速路已经陆续开了，但跑公共车的，一般都跑的是省级路线，便于途中拉人。因为车站叫客叫得再好，都拉不满。只有在行驶的路上，才能拉到人。一趟西安下去，像捡豆豆似的，捡一个，下一个，一路下去，效益挺不错。跑一趟五六个小时，一天跑个来回，也不算太累。尽管人家雇有专车司机，但因为我开车技术也不错，手痒了，就替司机开一开。因而上了车没多久，我就与同车的伙计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有一天，我们的车从西安返回。在彬县一带的公路上，不到一公里就前后上来了四个小伙。其中一个小伙上车后，不往进走，立在门口东张西望。我在旁边等得关门，就推他：“你往进走啊，愣在这里干嘛？”　　那小伙好像脑子有点不合适，吐字不清，说起话来乌拉乌拉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听清楚了：“车上的人多的……像豆芽似的，坐在哪里？”　　我只用眼睛瞟了一下，就发现后面一个靠窗的女旅客跟前，有个坐位。我就说：“那里不是有个坐位吗？你年轻轻的，难道看不见？”　　脑残小伙嘴里咕噜着什么，就走过去坐在了女旅客的旁边。那个女的头发黄黄的，脖子上戴着金吊坠。谁一看，都觉得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　　车继续往前跑。我一如既往地坐在靠车门的位子上，随时准备给上下车的旅客开门。　　没有会儿，我听见后面有嘈杂声，并提到了英国、英镑什么的，我遂站了起来，发现那个脑残小伙手里拿着一沓钱在数着。他身后的一个小伙猫腰在看着。我自然见钱眼开，就不顾自己是干啥的了，凑了进去。只见脑残小伙的手指嘴里一舔一舔的，数得很认真。我看了那钱的厚度，大致接近万元。　　身后的人问道：“你说你这钱是英国英镑，是真的吗？”　　脑残小伙说：“我……我也说不上来是不是真的……我爷爷从英国回来，昨天刚走，我早上就打开保险柜，拿了出来。听说英镑……能换钱，我打算进城去换……”　　那小伙又说：“你知道你这一张英镑能换多少钱吗？”　　脑残小伙说：“我不知道，我去问了才能知道。”　　这时，坐在脑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