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完了王颢的解释后，王信最终决定将议亲加入，‘八辟’最终变成了‘三辟’。

这个时候再叫‘八辟’就已经有些不合适了，因此王信将‘八辟’改成了‘三议’。

虽然‘三议’对不少人留下了司法后门，给了司法特权，但是在封建君主集权制度下，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的。

就像那句话说的，领先半步是天才，领先一步就是疯子了。

王氏很清楚，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必须是相匹配的，这一点不仅在子珏留下的书籍中有说过，王氏这些年保存下来各种书籍，以及史书中都可以看出来。

就像是邦周时期的礼法，到了现在已经有很多不适用了。当年的井田制难道还能再继续用下去吗？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王氏一族虽然尊敬孔子，但是对他的一些学说并不认同。同时对于儒家那些崇古的做法很是反感。

儒家经常会推崇上古时期的一些圣王，以此来劝谏。但是王氏可是从殷商就传承下来的家族，对于上古殷商时期的历史，比他们更清楚。

所以，每当儒家要拿上古时期的事情来劝谏的时候，王氏总能拿出来更详细的记录出来，辩的儒家士子哑口无言。

对于崇古贬今这种行为，王氏一直以来都不喜欢。这些崇古贬今他们是真的崇拜上古时期吗？真要让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估计没几个人受得了，他们崇古只是为了贬低现在。

贬低他们所看不惯的或者不支持的事物，亦或者是一些会损害他们利益的事务。他们的目的从来都不单纯。

至于说上古时期，圣王在世，百姓安居，人人有田种，天下大治等等，真实情况是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所谓的百姓安居乐业，完全就是在扯淡。

时代在变化，大乾的律法也需要不断的完善。

王氏没有搞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从淮国开始，王氏都是在主动推动改革。

《大乾律》经过增订补充之后，又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罚金赎罪’以及‘官员议罪’。

‘罚金赎罪’这一条在夏朝就有，即便是几次变法，都没有将这一条取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的问题。

“夏后氏不杀不刑，死罪罚二千馔。”这句话说的是夏朝的君王对于死刑犯可以用罚金赎罪。

馔是重量单位，相当于六两铜，两千馔相当于三百七十五斤铜即可以免除死罪。

当时铜是什么？是武器、是财富，对于一个国家极为重要。

此后历代也各自都有罚金赎罪的方式。大乾同样也有罚金赎罪，当然大乾律中杀人死罪是不可以用罚金赎罪的，后来又增补了流放也不能。

对于罚金赎罪，法家一直以来都有争论，其中争论最多的有两条。

第一，罚金赎罪可能导致贫富异刑，富人犯罪和穷人犯罪完全是两种惩罚方式，甚至极端的一些就是富者生，贫者死。

第二，罚金赎罪可能导致再次犯罪。这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犯罪者为了筹集赎罪费用，可能会铤而走险，再次犯罪。

或者也可以说罚金赎罪让法律对富有者失去威慑力，给他们一种只要有钱就能为所欲为的错觉，从而导致这些人肆意践踏法律，最后造成法律变成一纸空文。

但若是全面禁止这种罚金赎罪也不可能，在这种时代，不能一直都是严刑，适当的宽恤也是必要的。

王信和法家诸多大贤商议了一番之后，最终保留了‘罚金赎罪’，但是罚金赎罪的范围被进一步缩小。

对于轻微犯罪，大乾律中是以鞭刑，杖刑，亦或罚以劳役。另类变相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或者判处监禁几年之类的同样可以缴纳赎金，至于流放罪和死罪不能交钱赎罪。

以前大乾律法监禁是可以交钱赎罪的，现在修改成一年以下监禁才能用钱赎罪，一年以上同样不可以交钱赎罪。

相比起来罚金赎罪获得的那些金钱，王信觉得，抄家流放获得的更多。各地的豪强就如同是韭菜一般，割了一茬，用不了十几年就会有新的豪强出现。

抑制豪强，就应该推行可持续性竭泽而渔。这样不仅获得大量财富，同时还能持续性的向边陲之地移民。

将罚金赎罪的限制在更小范围之后，王信和众人开始商议官员议罪这一条。

官员议罪自古以来就和平民百姓不同，法家和儒家另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在官员议罪，大乾在立国的时候，对于这一条法律还算宽宏，毕竟天下纷乱多年，能够做官的人太少，所以宽宏一些。

但是现在立国已经数十年了，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儒家推崇周礼，在周礼中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而法家则主张官民同罪。一直以来《大乾律》中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现在王信和法家大贤在结合大乾立国以来，官员犯罪，徇私枉法的情况进行了总结。

然后发现，官员犯罪的数量一直在走高，而且官员犯罪，其所造成的危害性远不是平民百姓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可以相比的。

王信直接说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以后官员犯罪按照百姓犯罪刑罚之上再加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