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低端文人常做之事来换取生活费用。虽说数额有限，但维持一家老小的开支还是可行的，只是在生活质量方面就没有挑拣的余地了。这也致使社会地位远远低于自己的屠夫岳父对范进极为鄙视，这也呈现出了当时那些未中举的读书人的一种生活状态。然而，这毕竟是“讽刺”文学，拥有秀才功名的读书人虽处于这条生物链的最底端，但在识字率不足百分之八的晚清，真实的秀才远比《儒林外史》里的秀才珍贵得多。

我小时候，秀才通常以在私塾教书为主业，薪水并不固定，再加上“代写书信”“润笔费”这类副业，每月大概能有两银子的收入。所以，他们与“穷”这个字是不沾边的。根据我刚才的描述，何为“穷人”？真正的穷人是没有能力让孩子读书的，也不可能白白失去一个劳动力。于是，这便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那么有人或许会问，在那个年代生活费如此之低，而每月又有两白银的收入，那些秀才过了十年二十年，难道不会成为地主阶级吗？错了，那些秀才的收入固然可观，但是别忘了，他们还想要进取！功名是什么？不过是在科举制度上前进的动力。中了秀才，自然要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乡试一般都在省城举行，每次参加，根据路程的远近会有不同的银两花销。即便离家很近，从考试到放榜的这段期间，还是需要住店、吃饭、文人交际、打点老师等基本开销。据我家私塾的一位家境普通的先生说，他每次去省城参加乡试，再怎么节俭，也需要花费 10 两以上的银子。而乡试是三年一次，再加上恩科（恩科是古代不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通常在朝廷有重大庆典等特殊情况下开设，为学子提供额外的入仕机会），通常一年半就有一次。所以平日里的那些积蓄大多也都花费在这上面了！这真是个死循环啊！百姓实在是不容易！

而我家先生为何薪水如此之高？因为以教育为使命的父亲对教师的要求特别高。虽是秀才，但能在我家教书的秀才乃是秀才中的杰出者。首先，我家书院的常任教师必须符合以下几点：第一，年龄在 50 岁以下，且身体要健康，如此才能保证教师头脑清醒！第二，要有官学背景，或者在私塾有 20 年以上的教学经验！第三，就是品德要过关，这一点最为重要！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秀才，可不是一般的秀才了，所以才能拿到 120 两银子的年薪，与大厨相同。至于我家书院那“三李”和端木叔侄的薪水，一直是个谜。这个情况也好解释，给多给少对外都不太方便透露，所以干脆就保密。我父亲虽仁慈，但毕竟有着商人的基因，而且凡事都有伯父给出建议，所以应该是颇为合适的！

但是归根结底，办学是最为费钱的，尤其像我父亲这样办学。前文已经介绍过，我家书院是在私塾的基础上又花费 1 万 5 千两白银扩建而成的，而且给各个员工的薪水每年又增加 5 千余两。从这个规模来看，我家就是奉天第一学府，不论是私学还是官学，我家都是奉天第一。毕竟投入了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嘛！而且就生源情况而言，180 多人的生源在奉天，无论是官办还是私办的学府，都是绝无仅有的。直到三年后，奉天第一家官办新学“奉天大学堂”成立，以 200 多人的生源才超过我家。那是后话了，起码在这个阶段，我家就是第一。单从学费的制定，10 块光洋，其他学府都难以企及。定这么高的学费，也是对我家书院的一种肯定。之前介绍过光洋和白银的比例，10 块光洋大约可兑换 7 两 2 钱银子。据说这个数目是我伯父定的，他自然有自己的道理。后来从报名人数来看，大家显然是接受了如此昂贵的学费，大概是因为觉得值得吧？这样我家书院每年才有近 1 万 3 千两白银的收入。这些学费看似很多，实际上也仅仅刚刚能够维持书院一年的正常开支。我家办学的场地、扩建费用、餐厅费用还得靠我父亲自掏腰包。这个学费的制定，也证明了我伯父在辽阳府是数一数二的聪明，既让大家勉强能够接受，又能维持书院的正常收支，比起之前入不敷出的私塾，不知道高明了多少？但即便如此，如此高昂的学费，即便是在地主这个阶级，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我父亲在不被家长非议的情况下，还是给了乡里一定的优惠。这个举动本是很危险的，因为大清人不担心东西少，而担心分配不均。所以我父亲直接把学费优惠制度写在了办学章程里，根据办学的初心，宗亲免费，北园乡的学生一律收费两元，写入章程，这样能让其他家长信服，还能让自己不偏离办学的初衷。毕竟宗亲加上北园乡的学生只有总生源的不到百分之二。但是这样一来，外乡和非宗亲就一视同仁了。但这些都与父亲的办学初衷无关了，父亲完全可以依照章程行事，即使有外乡好友想要走个人情，也被办学章程劝回，反倒是成就了好事。但有一个人的到来，却让父亲因为这个章程为难了起来，这个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