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先生，再加上客座的，可为 100 余名学生提供教学。同时在这 17 名教师中通过考试，选出 6 名教师出任“地史科”教师。因为文史不分家，而且书院虽设置了地理和历史课程，但内容比较简单，这些科举出身的教师完全能够胜任，所以有两个院落作为“地史科”教室，由于这个科目与国学有一定关联，所以颇受欢迎！

再谈谈商学生，他们就是之前总结的那些商人之后，他们的主课也是“国语科”。但同时，我父亲让我家银庄掌柜和有些文化的账房出任“算数科”教师，教授算数、算账、对账等知识，这也是这些商学生家里最希望孩子学习的！

还有最后一类学生，就是文化生，他们就是之前我总结的我家原私塾的第一类学生。他们的父亲让他们上课的目的是学习基本儒家经典、诗词歌赋、书画，甚至音律等彰显与穷人家孩子区别的科目。这一类学生也是我父亲进行新学科的试验品，所以设置了“格致科”“外语科”“诗词科”“政法科”“书画科”“牲畜科”“音律科”这些课程。教师都由本地知名的诗人、著名木匠、书法家、国画家、兽医、音律家出任。同时，端木叔侄出任“外语科”“格致科”“几何科”“政法科”这些课程的老师。由于我父亲聘请了端木一郎先生为“总教习”，所以端木叔侄甚是高兴，甚至常住书院，生意交由他人打理。这类学生较为随意，除了“国语科”必读，其他学科自愿选择。这下商人和富豪的子弟可开心了，原本私塾未设置的课程都有了，使得他们纷纷辞退了家庭教师，因为书院能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而且教师都是各行顶尖的。但是这些课程不像国学科是每个学生必修的，也不像地史科对做官有重要帮助，所以像这类所谓的副科，教室不多。只有外语科独自占了一个院子，其他学科的教室基本是两个或多个院子组成。这些教师每个课程基本只有一个固定教室，其余则根据上课人数现找。因为像这些副科，上课前一天会统计要上课的人数，如果超出老师的能力范围，就会从已谈好的客座教师中寻找，然后再来上课！

事实证明，父亲对科举和新学的中和是成功的，每个科目的课都有人上，有的甚至十分火爆。有人会问，那教师从哪里找？有时候我真是佩服父亲，他真的很有想法。他虽有些封建，那是因为读了 20 多年的所谓“圣贤书”，在这些麻痹人思考的所谓“经典”中竟未被封建思想束缚，也是很厉害了。就从他能让兽医上“牲畜课”（基本的生物课）、让屠夫上“解刨课”、让木匠上“几何课”、让账房上“算数科”，便足以证明父亲头脑的灵活，反正我是望尘莫及！

但有几门功课不是本地这些“大师”能教授的，比如“外语课”“格致课”“政法课”。虽然外语只教“日语”，“格致课”也只教较为初级的自然科学，“政法课”也只是讲授一些简单的西方法律，但这些课程仍有很多学生选修，绝对不是靠端木叔侄二人就能全部教授的，那该如何是好？别忘了，我们家书院还有一位留日归来的帮办李维克。据说他 14 岁就去了日本，在日本完成了中学教育，并且还考上了日本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东京职工学校”。据说这所大学创办于公元 1881 年，李维克先生在这所学校成立不久后考入，而这所大学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东京工业大学”。

那么，李维克这样的当世人才是如何来到我家这座私人书院担任“帮办”的呢？说来着实可悲。民间有这样一种传说，虽毫无依据，但就李维克老师的经历，我想引用一下。据说，当时慈禧派以镇国公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去留洋学习宪政，结果到了日本的时候，曾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对五大臣说，在英国留学时，严复是高才生，爱国热忱不在他之下，但回国后他成了日本首相，严复却只是个翻译。然而，事实上严复与伊藤博文并非同学。这种说法的出现，更多是为了凸显晚清人才不被重用、政治腐朽的状况。但我提及此事，是想借此表达李先生的遭遇。他当年万里挑一，从京师同文馆被选中去日本留学，并且学到了世界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但回国后，只因他没有功名，无法为官，所以回到“京师同文馆”做教习。有朋友会问，这不也挺好吗？毕竟是吃公家饭。是啊，这个职务还算不错。但后来他结识了维新党人谭嗣同，并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在京城时，他和谭嗣同经常同住，即便不在一处也会书信往来。其实李维克先生和我父亲一样，对维新党人并不感兴趣，尤其反感康有为。但就在谭嗣同出任军机章京之后，他依然和谭嗣同保持亲密联系。甚至谭嗣同在任军机章京时，对日本的制度有不懂之处还会给这位李大人写信。结果谭嗣同出事，这些信都被查抄，给这位李大人扣上了“康党”的帽子。虽未受刑事处罚，但“开缺回籍，永不录用”这八个字让不到 30 岁的李大人回到了家乡辽阳。起初，靠着这些年的积蓄和家里的帮衬，勉强维持生计。毕竟在“春风得意”之时，不但娶妻生子，还娶了两房小妾，这两房小妾也是真情实意，不离不弃，这使得本就没有工作的李大人坐吃山空的速度加快。后来无奈，拿家里的一块佩玉去我家银庄典当，没想到遇到了儿时伙伴我伯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