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基础学科的私塾罢了！”但与这些对新学一知半解的人相比，我父亲的觉悟要领先许多。我父亲虽然对新学也是一知半解，但他有自知之明，不会盲目自信地认为自己眼中的新学就是真正的“新学”。

所以，父亲一生都在追求教育的真谛，甚至自费多次前往日本，还曾前往美国考察新学，这就是认知上的差异。虽然我对父亲的评价是有些“封建”，但他无疑是进步的，只因为他拥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所以，当时父亲只能依靠对新学的有限认知，尝试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他当时的办学想法与辜鸿铭先生口中的“京师大学堂”类似，即在传统的儒家教育之外，增设“算数”“外语”“物理”“几何”“化学”等课程。由于缺乏新式教育人才，并且生源条件也不允许，父亲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开办这个书院。

于是，在戊戌年（1898 年）十一月，“保禄书院”筹备处正式成立，我父亲担任总办，李永年先生出任督办，曾在日本留学过的维新党人李维克担任帮办，我的启蒙老师、县教谕李如秋大人出任学监，日本的端木一郎先生担任总教习。乍一看，还以为书院是刘家和李家联合开办的，其实并非如此，这三位李先生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甚至祖籍和出生地都各不相同！

再谈谈我家书院名字的由来，这是父亲亲自为书院所取的，叫做“保禄书院”，这个名字蕴含着深刻而长远的寓意。“保禄”意味着保住俸禄，在清代，俸禄是官员的收入来源。书院以此命名，目的是激励学员们奋发图强，努力追求功名，成为能够领取国家俸禄的官员。它承载着对学员们的殷切期望，希望他们通过在书院的学习，踏上仕途，为国家贡献力量，同时也为自己赢得稳定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而我家书院的牌匾“保禄书院”这四个字，是由当时的奉天府尹、长沙人涂景涛所题写。涂景涛大人是当时奉天地区难得的清官，也是颇具民族气节的官员之一，涂大人能够为我家书院题字，其原因是我家为当时奉天的教育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50两白银的题匾润笔费虽然也不算少，但对于一个正三品的朝廷命官来说，也只是起象征意义而已，因为像涂大人这种官位高，口碑又好的，可不是给钱就能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