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风水先生”对祖宅的位置进行了精心的风水勘测。毕竟，无论科学与否，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是极为流行的做法。所以，陈家这座祖宅在“风水”方面必然是下足了功夫，尤其是陈老布扩建祖宅之时，想必更是花费了巨额资金用于“风水”的改造。说来也巧，自从我家的私塾搬迁至陈宅之后，先是有我伯父在辽阳府的几位商业伙伴，打算将孩子送来私塾读书；随后，又有与我父亲命运相似、乡试落榜的秀才，为了赚取些许生活费，想要来我家私塾担任塾师。如此一来，父亲的那两位同学便离开了私塾。随着生源的不断增加，教育资源也日益丰富，我家私塾的规模持续扩大。再加上父亲在乡试落榜之后，决心一心投入教育事业。对于当时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极具聪明才智的父亲来说，只要他下定决心去做，似乎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

说了这么多，现在该回到主题，详细聊聊我家私塾的硬件条件了。

由于当时学生数量与日俱增，先生的人数也不断增多，为了便于管理，父亲特意聘请了曾在直隶滦南县担任教谕的李永年先生担任私塾的督办。父亲自己则担任总办，负责重大事务的决策。但私塾的日常常务管理工作，皆交由永年先生负责。

先来讲讲李永年先生。他出生于 1846 年，是地地道道的辽阳县人。在光绪六年，他成功中举，可谓是学富五车。中举之后，经过家人的一番运作，他前往直隶栾南县担任教谕一职。要知道，县教谕主要负责管理县官学、主持祭孔仪式以及组织县试，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县教育局长，官居正九品。我的启蒙老师李如秋，便是本县的教谕。在此，不妨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私塾和官学的区别。

在清末，官学由政府主办，学生大多来自官宦和富家子弟，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采用班级授课的方式，并且定期进行考试。而私塾的办学主体较为多样，学生来源广泛，教学方式灵活，注重背诵，塾师通常单独授课。官学地位较高，私塾则弥补了民间教育的不足，两者在办学和教学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官学又分为县、府、省和中央几个层级。在清末，县、州、府、省这一级别的都属于官学，中央一级的则称为太学，大名鼎鼎的国子监便属于太学。然而，官学的教育资源有限，招生名额极为稀少，而太学对于普通学子而言，更是高不可攀。在国子监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参加乡试，甚至在乡试中还能享受“特殊”待遇，通过率极高。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不写反动的内容，基本都能通过乡试。而且，国子监的毕业生即便不参加科举，也会被聘为教谕、学政等基层官员。因此，才有了“国子监毕业就有举人功名”的说法。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国子监的毕业生只是获得了童生的资格，就算当作秀才吧，但仍然需要参加乡试。由此可见，当时官学和私塾的差别之大。我父亲正是在“还童事件”逼走吴先生后，进入了府学，所以他才能在 20 岁时就通过府试，获得秀才的功名。

继续聊聊李永年先生。他 34 岁便中了举人，在读书人的行列中，绝对称得上是成功人士。中举后，他前往直隶栾南县担任县教谕。在此期间，他曾四次前往京城参加会试，然而进士这个称号，众人听闻得多，实际获得的人却少之又少。据有人统计，在清朝统治的 268 年里，共开科 112 次，授予进士功名的仅有 26846 人，平均每年也就 100 人左右。至于有多少学子在科举的浪潮中折戟沉沙，已无从知晓。李永年先生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不过，拥有举人功名并且成为朝廷命官，已经算是相当成功了。只是由于在功名上未能更进一步，官场上又没有靠山，在直隶滦南工作了 15 年后，他选择退休还乡。然而，当时刚满 50 岁的李大人，似乎仍怀有一腔未挥洒完的热血。再加上虽然县教谕地位颇高，但实际收入微薄，九品官没有养廉银，这个官职也没什么油水可捞，所以李大人还希望能发挥余热，顺便补贴一些家用。在父亲的诚挚邀请下，他欣然出任刘氏书屋的督办。私塾里的大小事务，李大人皆有权管理，真可谓是操心费力。有这样一位曾经的县教谕来管理我家的私塾，我家私塾想不出名都难。

据说，李永年大人出任我家私塾的督办之后，慕名而来的学员越来越多。甚至当时县官学的管理者，也就是我的“初师”李如秋大人，曾经在那段时间抱怨道：“纯一（我父亲的字）这是要做什么？他们的私塾规模变大也就罢了，竟然还请了永年大人来做督办，这不是和县官学抢生源吗？”这番话倒也在理，我家的私塾，无论从软件还是硬件方面，都是县里官学所无法比拟的。

随着生源的不断增多，父亲又将陈家祖宅前的几个院子，大约 40 余间房屋拿出来用于办学。要知道，那个宅子可是有 30 多个院套，100 多间房屋，足够父亲折腾了。甚至，父亲还在宅子的侧院建造了一个餐厅。这个餐厅的规模相当宏大，我小时候去玩耍的时候，经常在那里逗留。那是陈家老宅的侧院，原本应该是为重要客人的车夫和随从准备的，因为院子旁边就是一排窝棚，是给客人的马匹准备的。后来，这个侧院就被私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