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河套战役打下来，最该高兴地刘荣，反而成了长安朝堂内外最淡定的那个人。

但除了刘荣，以及心里多少有些别扭的窦老太后外，整个长安，几乎就再也找不到第三个不因河套战役，而欢呼雀跃的人了。

——天子荣新元二年，冬十月二十，河套-马邑战役正式落下帷幕！

在河套，汉匈双方以大河为界，分别于大河以北的高阙，以及大河以南的博望城对峙。

只是凛冬将至，饶是再怎么不甘于河套失守、再怎么想把河套夺回来，军臣也不得不下令止战，一切，都等开春之后再说。

高阙的匈奴人暂时放弃对河套的觊觎，或者说不甘，榆侯栾布、弓高侯韩颓当等北地方面军将领，自也是乐得轻松。

一边有条不紊的安排着河套地区北方防线，一边配合着长安朝堂派去的官吏，按照长安朝堂的指示，正式开启了汉家对河套地区的‘消化’。

这件事，长安朝堂虽然很快便拿出了方案，却也是进行了一阵极高频率的争论。

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汉家得到河套之后，究竟应该发挥农耕文明的优势，将河套化为又一个巴蜀天府粮仓，还是维持现状，让河套继续保持草原地貌，并以畜牧业作为当地的主要生产模式。

长安朝堂会有这样的争论，其实也算得上是情有可原。

——不同于曾拥有过河套，甚至曾直接统治游牧民族：义渠人，并对草原保持相当程度掌控的嬴秦：如今汉室，自太祖高皇帝鼎立国祚以来，至今都还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议题。

游牧民族如何安置？

草原如何利用？

畜牧业如何发展？

这一系列关于草原——尤其是和河套息息相关的命题，是有汉以来都不曾出现，甚至都不曾有人畅想过的。

那汉家朝堂中央，对草原、对畜牧业是个什么态度？

举个非常浅显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了。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汉武大帝北逐匈奴，扬汉国威之时，汉家已经不再缺马了。

非但不缺战马、骑兵，甚至还操练出了被史家赞为‘一汉当五胡’的精锐骑兵！

但在汉武大帝重振华夏雄风前，时间往前推不过十几二十年，汉家却依旧饱受战马奇缺，以至于无法组建骑兵集群、耕牛奇缺，以至于牛耕非但无法推展开，反而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倒退的尴尬处境。

很显然，在这一前一后两个巨大反差之间，必然发生了一件大事，让原本牧畜奇缺的汉家，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了汉武大帝掌权时期，动不动能拉出十几二十万骑兵部队的‘狗大户’。

而这一改变，其实就是汉家自太宗孝文皇帝时起——或者说是贯穿整个文景之治，都在坚持不懈的在北方边墙，斥重金兴建马苑。

太宗皇帝年间，汉家国库空虚，虽然百姓民得以休养生息，但国家经济还没有缓过劲来；

所以，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间，汉家在北方边墙、草原与中原交接处，仅仅只是兴建了区区七座马邑。

这七座马苑，于太宗皇帝晚年，便开始以每年上百匹的速度，细水长流的出栏战马；

到如今刘荣在位，这七座马苑每年，总计能出栏超过五百匹战马，来为汉家的骑兵部队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每年五百匹，看似不多；

但考虑到如今汉家，满打满算，刮锅底都只能刮出万把骑兵，每年五百匹战马，其实已经不少了。

再者，汉家也不是只有这七座马苑、只有这每年五百匹战马出来。

——历史上，整个文景之治，汉家总共在北方边墙，兴建了足足三十六处马苑！

去掉太宗皇帝那七处，单就是孝景一朝，便兴建了足足二十九处！

也正是凭借这三十六处兴建于文景年间，每年能稳定出栏数千匹战马的马苑，历史上的汉武大帝，才能在那短短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将汉家军队从原本的纯步兵集群，进化为步、骑合理混编的综合化部队。

而在这个时间线，由于刘荣这个小蝴蝶煽动的翅膀，孝景皇帝较之原历史时间线，在位时间少了足足十年。

相应的，原本应该在汉景帝在位期间兴建完成的二十七处马苑，也就大幅缩水为八处。

没办法；

在这个时间线，孝景皇帝仅仅只在位六年，便安心的将刘汉社稷丢给了刘荣。

而在这六年时间的前半段，孝景皇帝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晁错那纸《削藩策》，以及削藩引发的吴楚之乱上。

等吴楚乱平，孝景皇帝才刚沉下心，想要甩开膀子搞点成绩，紧接着就是身体出了问题；

不得已让刘荣太子监国三年，待刘荣基本羽翼丰满，孝景皇帝便也不再眷恋人间，就此撒手人寰……

真要说起来，孝景皇帝年间建成的那八座马苑，其中有足足六座，还是刘荣太子监国时期立项的呢！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孝景皇帝过早驾崩，以至于原历史上，汉家于文景年间兴建的三十六处马苑，大幅缩水为相宰的十五处，对于汉家的骑兵部队建设，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