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是大阿哥一党，也是在打击的行列之中。

都说这大清啊，什么都缺，可是啊，就是不缺官员，每年滞留京中，想要补官的，何止数千？数万都是有的。

而且每三年一次科考，候补人那就更多了。

所以，即便是大规模地轮换，可是皇帝也不怕没人手用。

尽管如今有明相党，有索相党，可好歹也有一大批忠于皇帝的官员，这些人就是王俊生所要倚重的了。

当然，很多时候，也不能单单这么区分，只是大致上，打击一下他们的中坚力量，很多的墙头草瞧着风向不对，很快地就改头换面了。

不过这些人，仍旧是无法影响或者说是左右局势的一部分。

王俊生明升暗降，左右调派，外放京城，百般手段过去，康熙三十六年就结束了。

太子和大阿哥乖巧的跟小鹌鹑一样，尽管两人都嘲笑对方是失败者，可是谁都知道。

这次，两人都是失败者，获胜者，只有一个人，高高在上的皇父！

只有两个人，通过了观察，揣摩朝堂上的这一系列的变化，尽管大多数都是雾里看花，自觉自己学习到了很多。

这两位，一个是未来的冷面王，走高冷路线的四阿哥，另外一个么，就是八面玲珑，走亲民路线的八阿哥！

相同的出身，却是截然相反的路线，人生真奇妙！

康熙三十六年冬，朝鲜国王李焞上奏康熙帝：比岁荐饿，廪庾（l yu：粮仓）告匮（kui），公私困穷，八路流殍相续于道，吁恳中江开市，贸谷以苏沟瘠，俾无殄国祀。

王俊生瞧着朝鲜国王的折子，冷哼一声，这种养不熟的白眼狼，妄想让自己救助，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这个救助，也是要区分的。

尽管如此，可是在朝议时，朝臣们仍旧是“天、朝、上、国”的态度，认为就该无偿地提供援助，至少九成的官员是这么个想法。

王俊生心中有些不满，倒也没有表现出来，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是这么个做派，若是反着来，大家不适应倒也可以理解。

不过理解归理解，可是不能这么干啊，好在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很好地找到借口，如今的朝鲜仍旧保持着前明的官职，前明的制度，所以，想要找茬儿，简直不要太容易。

而且朝鲜对于清廷的态度，也很暧昧，所以，略微地查了一下史实，王俊生就找到了一大堆的借口出来。

朝鲜李朝视大明为正统，清朝自然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明朝灭亡后，李朝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仁祖不忘宫中焚香望阙之礼。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而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朝□□、神宗(万历)、毅宗(崇祯)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皇帝不高兴，可是大家也不能不干活啊，这朝鲜，自然还是要救助的，不过该如何救助，就要改变一下方式方法了。

虽然朝鲜遭灾了，缺粮，可是其他的呢？

矿产啊，人参，棉麻这些东西，总不会也遭灾了吧？

想要粮食可以，拿东西来换。

不过此事么，倒是要找一个合适的一点的人选来执行。

四阿哥，八阿哥，第一次接手了皇父交待下来的差事，有些紧张的同时，自然也是欣喜的。

许是潜意识中知道太子总会被废的，所以王俊生如今对于太子的态度越发地让人觉得难拿了。

太子紧张之下，越是昏招频出，越发地让人觉得失望……

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康熙下旨，命部臣往天津截留河南漕米，用商船出大沽海口，至山东登州，更用鸡头船（似乎是帆船）拨运引路。朝廷还颁发帑金，广给运值，缓征盐课，以鼓励商人，将盛京所存海运米，“平价”贸易。共水陆运米二万石，内加赏者一万石。

据《清史稿》记载：朝鲜灾民收到救济粮后，无不欢快鼓舞。朝鲜国王也具表文上奏康熙帝，陈谢感激殊恩，备言民命续于既绝，邦祚延于垂亡，周围运粮米之快，赈贷之周密，是古所未有。康熙帝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救济粮运至朝鲜，朝鲜右议政崔锡鼎到边境迎接。七月初十日，清政府吏部右侍郎陶岱从朝鲜返回，疏言遵旨赈济朝鲜事，其中写道：‘臣等遵旨赈济朝鲜，于四月十九日进中江，随将赏米一万石，率各司官监视，给该国王分赈，其商人贸易米二万石，交与户部侍郎见和诺监视贸易。’据朝鲜国王李焞奏，皇上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