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他又命令几个下人奉上了刚沏好了的茶。

县官虽小，好歹也是朝廷命官；知州大人就更厉害了，乃是朝廷派下来临时管辖地方政务的官员，编制上仍旧属于京官。寻常升斗小民见了这样的大人，就算不立即倒头就拜，怎么着也得起身迎接吧？哪有像柴安风这样摆出一副这么不客气的样子？

知州聂晓明当场就有点不高兴了，但县令包克凯却还留着几分耐性：“柴大官人，下官和上峰两人来访，是有件事情来找大官人商议的。”

“商议事情？什么事情？记得前两天，我刚把苛捐杂税交上去啊，按理也没少交半文钱，不知道包县公还有什么事情要同我商议？”

离开临安之后，柴安风生意的规模略有萎缩，但即便是在富庶的华亭县、在苏州府，他的产业依旧是举足轻重的，自然也是纳税大户。对于地方官员完成朝廷下达的收税任务来说，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对于这种纳税大户，地方官员一向是十分尊敬的——这是从古至今都不曾更改过的。

“柴大官人乐善好施，不但照章纳税，而且多有捐献钱粮、派出人工，替地方上修桥铺路、赡养老人，下官不才，忝为华亭县令，先替百姓谢谢柴安大官人了。”包克凯道。

修桥铺路，那是为了自家的产品更好地往外销售，顺便让老百姓出行便利一些，给地方官员积攒政绩，只是副产品之中的副产品而已。至于赡养老人，那是因为柴安风从这些老农民手里收购了土地，又没看他们坐吃山空的狠心，就把他们养了起来，给他们供应一日三餐罢了。

只是古代这种程度的仁政，已经足够可以吹嘘一番“爱民如子”了。

因此，柴安风也就厚着脸皮承认下来：“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嘛！我在这里谋生，造福一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是，是。”包克凯谄媚道，“大官人言之有理。不过下官听说，大官人把几个闹事的，捆在街市上示众，这就有些不对了吧？”

“这怎么不对了？我这是在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样的人能惹，什么样的人远远瞧见就该往闪远着点。”柴安风道，“所以我是在教他们讲礼数，这群混蛋应该谢谢我才对吧？”

“这话就偏了吧？大官人并非朝廷命官，枷梏示众之刑，理应由官府审定，大官人这么做乃是非刑而处，已然犯了大宋刑律了。按理说，我等应该是要拿大官人问罪的，不过念在大官人出于好心，因此我和包县令才特地走一趟，请大官人下不为例。”

苏州知州聂晓明不愧是个京官，说话一套一套的，显得又占着道理，又给了面子。

却听一旁正奋笔疾书的耶律楚材接话道：“这就不对了。按大宋律令，乡绅耆老也有教化子民的义务和权力。柴大官人虽然没有功名在身，却也是当过崇义公爵爷的，又在这里开了这么大的买卖，在华亭县当个乡绅怕是绰绰有余了吧？他看见几个为非作歹的小贼，抓住之后教训一下，既是为他们好，又能警示他人、以儆效尤，可谓是一举两得了。向柴大官人这样的做法、这样的人，两位应该上报朝廷以示嘉奖，怎么好过来兴师问罪呢？”

聂晓明、包克凯两人被耶律楚材堵得哑口无言。

耶律楚材却还没有放过他们，又接着说道：“其实说起来，教化乡民，那应该是地方官府的责任。现在华亭县的官府没有尽责，柴大官人挺身出面，官府反而过来问罪，真是岂有此理？”

泼出去的脏水一滴不剩地又反弹了回来。聂晓明显然没料到耶律楚材会有这样的口才，怔了半天，才道：“这位先生通晓刑律，不知是何出身？”

宋朝科举兴盛，虽然不像明清两朝那样，科举几乎成了当官的唯一门路，却也已经十分讲究科举的出身了。因此两个也算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一看耶律楚材的样子，大约猜出他不过是屡试不中才跑来柴安风这里当幕宾，所以才出言羞辱他的。

可惜这两个官儿的视野，也就跟井里的青蛙差不多，完全看不透耶律楚材的身份。

于是柴安风笑道：“这位先生复姓耶律，是我在金国笼络的。说起出身么……他当过成吉思汗的亲信谋士！”

原以为报出“成吉思汗”这四个字，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两个小官吓傻了。

谁知他们似乎从来没听说过“成吉思汗”这位草原霸主的名字，面面相觑了一番，才听包克凯道：“成吉思汗？不知是哪家的商号？哪个衙门的大人？下官看也没什么才干，否则怎么连个功名都考不取呢？”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计。

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

可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字，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

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

读得来肩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辜负光阴，白白孚迷一世。

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是后世文人写的一篇《时文叹》，讽刺的是那些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