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来有往的状态了。

至于那些收到了请帖的普通崇义号的工人们，怎没有达官显贵们那么多的计较，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过来喝崇义公柴爵爷的喜酒了。他们带来的礼物并不贵重，有的是自家婆娘绣的手帕、有的是自己打来的几条鱼、有的是藏了好几年不忍心喝的老酒，不过都是他们的一番心意。

这些最底层的工人，才是柴安风真正倚赖的力量，他当然是不会吝啬自己的好意的。

见他们上门道贺，柴安风当即就要请他们进府来吃饭喝酒。这就急坏了皇城司提举郭守明了——虽然对崇义公府的包围越来越松，可毕竟包围还在，要是让这么成百上千的泥腿子进到公府里去，那最后一层遮羞布也就被扯走了，郭守明是说什么也不能通融的。

自己大喜的日子，柴安风也不愿同郭守明多废话，双方各让一步——郭守明开放包围圈，柴安风也不请这些工人进府，而是在公府门外的场地上摆上一百桌流水席，请这些工人好好吃上一整天。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郭守明也有点认命了——柴安风，连史弥远一时半会儿都搞不定，自己一个小小的皇城司凭什么做这等凶人？索性卖他一个面子，先别得罪柴安风，等史弥远问起来，再把屎盆子往柴安风头上扣也就得了。

于是柴安风的一场婚礼，顿时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在官场上，那就是一场政治站队的大戏，偏向柴安风的、偏向史弥远的，无不在这出好戏里表明了立场；而在民间，则成了一场不亚于中秋、除夕的欢乐的节日。

一场小小的婚礼，竟让行在临安原本紧张得近乎凝固的空气再次活跃了起来，围绕着公府的包围圈也是越来越松弛、越来越拉胯。

从一开始的府内府外完全断绝来往—

—不许进、也不许出，变化到允许府内之人出门购买货物而不许外人入内。这对于一开始的情形而言，算是一个很大的便利了。只不过府内的柴安风、柴念云、郑婷儿、孟银屏等首脑人物，还是不得出府就是了。

柴安风也懒得跟外面带队的郭守明多费口舌，也不用自己亲自出马，只派亲信之人，由郑婷儿指点，出府去寻找并带回存放在外的五万两白银。

这五万两银子，被郑婷儿存在杭州附近丘陵的几处山坳中的仓库里，每次运出送进，都是分几波人分别运送，也由机密之人小心保管，没有郑婷儿本人的指点，还真是不容易发现。

就连柴安风都不清楚这笔巨款存在何处。

“这钱能被你知道嘛！男人有钱就变坏，你不懂吗？”对此，郑婷儿是这般解释的。

五万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柴安风两百公府护卫这个时候又不能倾巢而出，只能每次派出其中的一半——也就是一百人马，分了两次才将这些银两运回了崇义公府。

好在临安附近之人，无论是兵是贼，都知道崇义公府护卫的厉害。因此，虽然这笔巨款穿街走巷，引来了不少人的侧目关注，可到底没人敢以身试法，胆敢上来抢劫的。就连史弥远，明白接到报告，说是柴安风明目张胆地在闹市运送白银，也不愿做出当街拦截队伍，导致官兵公然火并的丑闻。

柴安风本来手头就不缺钱花，现在又多了五万两银子，就更加宽裕了。

于是他便派人传来那日崇义公府门前的那个账房先生，让他再寻来“崇义号”名下几大工坊的掌柜的，再从府里拿两万两白银出去，依旧照原先的方案平分给工坊里做工的工人。

原本因为米价高涨，生活变得日益困苦的工人们，又得了这么一大笔补贴，自然是感恩戴德，又发起“奉天号”的牢骚来了：“这‘奉天号’也太不是东西了。说好了的工钱，只是咱家‘崇义号’的一半，可发工资时候，用的却不是铜钱、也不是白银，用的却是会子！这不是断子绝孙嘛！”

“会子”是南宋的官方纸币，是朝廷专门发行用来代替金银、铜钱在市场上流通的，在世界金融史和货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南宋朝廷本身缺乏最基本的金融知识，也由于统治阶层的贪得无厌，让他们产生了只要开动印刷机

，就能无限印刷“会子”、无限敛财的错觉，丝毫没有意识到作为准备金的贵重金属储备的重要性。

因此，到了史弥远当政的时期，“会子”面额的贬值已经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通常“会子”在市场上真正能够代表的价值，只有其面值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而已。

也就是说，改到“奉天号”做工的一个工人，如果之前在“崇义号”做工一个月能得二十两银子的话，现在就只能拿到十贯钱面值的会子，而到手的真正价值，却只有五贯钱而已。

这样折算下来，一个工人实际所得，就仅剩下原先的五分之一左右了。

再随着米价的上涨，日子愈发困苦起来，难怪他们心里不爽了。要知道，在南宋朝，一个技术熟练的纺织工，大约相当于一个在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写代码的码农，属于所谓的“技术中产阶级”，不管工作内容、工作条件怎样，工资肯定要比平常人高出不少，要是连他们都吃不饱饭了，这社会也就搞不好了。

不过这也正好反衬出柴安风的能耐和品德，因此柴安风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