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这样的气度了。
直到并不赞同新法的所谓“新党”蔡京的上台,变法之争终于失控。蔡京这位中国历史上排的上号的奸臣,实际上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而不过是个投机派而已——新党上台他就支持变法;旧党上台他就主张守旧,只要能够帮助自己升官发财,再怎么左右横跳他都是不会在意的。等蔡太师自己上了台,他索性来了个一网打尽:不管你是新党,还是旧党,肯效忠我的,就能步步高升、飞黄腾达了;不肯效忠我的,那就只好滚出朝廷、永不叙用了。
这位书法成就位列“宋四家”的蔡京先生,还懂得“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道理,特意将党同伐异的受害者刻在碑上,就怕自己忘了谁、漏了谁。这块碑,叫做“元祐党籍碑”,流传了将近一千多年,依旧基本完好,足可谓是“遗臭千年”了。
可惜遗臭的,并非是碑文上记载的所谓奸党,反而是炮制这块碑文的蔡京。以至于蔡老先生名气太差,就连他的书法成就都遭了殃,被开除出了“苏黄米蔡”宋四家的队伍。
总而言之,元佑党争,大概可以说是宋朝官场上的一次世界大战了,而此次围绕着柴安风的“宝庆党争”,隐隐然已经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趋势了,说不定这场党争结束之后,也会留下一块流传千年的“宝庆党籍碑”……
而参与党争的,人人都想做那个刻碑的人,而不想成为碑刻上的名字,所以一旦陷入了党争,就绝不能手下留情。
要是站在后世人的眼光来看,或许只要袖手旁观、隔岸观火,未必不是自保之策。然而文人的花花肠子太多,远没有武人那样的直率
。只要进入了官场,自然会有人逼你表态、逼你站队。而无论处于何种考虑,不愿表态、不愿站队的,则会被视为骑墙派,不但成不了两边的朋友,反而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
就好像“元佑党争”之中的东坡先生苏轼。其实苏大学士的观点是十分客观的,既赞成新党的政见,也支持旧党应当稳妥从事的主张,既不屑于新党的某些做法,也鄙薄于旧党的拆台行为。这样一来,苏轼就惹了众怒,无论是新党上台,还是旧党上台,都会拿这位文采满天下的东坡居士开刀。
当然了,这些文人对于苏轼还多了一分私心——都说你苏东坡是天下第一才子,那只要斗倒了他,是不是第一才子的名声就落到我头上了?
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公怨私忿掺杂在一块,这就是党争的常态了。
眼看“宝庆党争”愈演愈烈,皇帝就首先架不住了。
当今皇帝赵昀,是个临时被抬上皇位的小皇帝,既没有多少才干、也没有多少经验,一看这个阵势,自己就先慌了神。然而他是不敢去质问权倾朝野的史弥远的,只敢派出太监保宁去询问柴安风,要问问他,朝野内外,到底发生了什么?
党争,这场燎原大火,确乎是由史弥远点起来的,可柴安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柴安风可不是那种以怨报德,别人要砍你,还要把头伸出去的人。
不过他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只说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何况他现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跟个小寡妇似的,也没本事掀什么浪花来。
就这样,朝野上下的笔墨官司打了三天,奏章忽然一下子变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