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买了两份七块钱的炒饭靠坐在花坛上吃了起来。

有时候费薄林会想温伏简直是这个世上最懂事的小孩，那个把温伏弄丢在盐津大街上爸爸是最没福气的人。

温伏跟世界上所有十七八岁的少年一样有着那些普众的喜好，爱吃，爱动，爱玩，可十八岁的温伏自从毕业看到费薄林记账的笔记本起，从没主动开口提过一次要钱。搬来锦城的这几个月，他所有的花费开始用费薄林的时薪来衡量：一个肉松面包是费薄林十分钟外卖的跑腿费，一次班费是费薄林一晚家教的薪水。

温伏没有再向费薄林开口买过一次零食，也没再向费薄林要钱买过一次雪糕，哪怕是最炎热的夏天，他也要等费薄林在家的时候才舍得打开房间唯一一台空调。

面对落座在城市中央的演播厅周围这些三百块一晚的酒店，温伏觉得火车的硬卧也挺好，一觉睡醒就能到家。

有时费薄林也会很自私地庆幸有温伏的爸爸，如果对方没把温伏弄丢，也轮不到自己把温伏捡回家里，只是可惜没有从四岁起就让温伏来到戎州，白受了十几年的苦才来到他的身边。

他偶尔会希望温伏不用那么懂事，因为懂事并不是一个好词，它代表被夸赞者身上太多将就的痕迹。

可是他还没有足够的资本与底气能让温伏不受这些委屈，一穷二白和籍籍无名的现实像两座千钧重的大山，紧紧地压在十九岁的费薄林身上，未来太远，长路漫长，他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让温伏过得更好些的办法。

对他而言，要么一直熬，熬到大学毕业，熬到研究生，熬到从学业到社会一步一步走出头那天，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熬成万千普通人中的一员；要么，就是去英国赌一把。

冬夜冷硬的月光掺杂在隆隆的火车声里，透过溅上了斑斑点点的雨水的窗格照到温伏熟睡的脸上，不知是年纪到了，人开始抽条，还是这两个月来太过忙碌，温伏两颊的肉消瘦下去，五官更出落了，逐渐显露出清晰瘦削的面部线条。

费薄林慢慢接受着他们在长大的事实，这晚在火车里他一夜无眠，对二人的未来无限憧憬和迷茫着，决定去国外的心愈发紧迫。

下午两点，他们抵达锦城前的五分钟，费薄林在火车的过道里接了一个电话。

费父的律师在邹家的帮助下暂时以处理公司事务为由，跟随邹家安排在费氏的高层一同出国，从而暂时脱离了许家的掌控。

对方表示，只要费薄林准备得当，他们随时能在国内托人帮忙处理好费薄林出国相关的一切安排，只要买好机票，一旦落地英国，立马有人负责他的全部行程。

但对方也把利害关系说得非常清楚，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英国，只要沾上了费氏这趟浑水，在哪里都是刀山火海。别说现在才掺和进来的费薄林，就是费父、邹家和律师，随时都有可能和许家闹得两败俱伤，最大的篓子捅出去也就是费氏股份一夜暴跌濒临破产，最后每一个人都负债累累，甚至面临牢狱之灾。他们唯一能给费薄林保证的就是他人在国外，暂时不会被威胁到人身安全，即便到了被迫背负经济犯罪名那一步，他也还有一丝喘息之机。

时间紧迫，费薄林有半个月左右的考虑周期，一旦做出决定，双方都要按照规划做出相应的举措，可以说费薄林是费父和邹家翻身的唯一砝码，如果他点头，那英国一程就是背水一战。至于要多久？三年五载也不一定。如果他放弃，那邹家的人和律师会原原本本地回到锦城，接着在许家的压迫下苟延残喘，背后连同费父被一起踢出局。

费薄林接完电话回到位置上时，温伏已经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收好放进包里，自己背后背着吉他，怀里背着书包，前后都塞得鼓鼓囊囊，身体的厚度直接加宽了三倍。旁边的人或打趣或好奇地朝他身上投去目光，温伏坐在座位上，一副刚睡醒的样子，安安静静地等费薄林回来。

费薄林瞧着他这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冷淡模样就想笑——怎么不管几年过去，身体再怎么长，温伏永远都是十六岁的样子？好像天塌下来也塌不到他心里那一亩三分地，头发乱糟糟的他不管，别人议论他他也没听到似的不搭理。温伏想做什么，就只做什么——他要在原位等费薄林回来，火车就是下一秒钟脱轨也不能让他挪动半步。

费薄林过去把温伏怀里的包背到自己肩上，等火车停稳到站后，过道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他再带着温伏下车。

下了车他们还是去那家早餐包子店吃了三屉包子，那天他们吃的是头三屉，这天他们吃的是店里最后三屉。

吃完回家路过小区外的小超市，费薄林看见冷藏柜里的冰啤酒，他忽然想起温伏已经成年，是可以喝酒的年纪了。

温伏没喝过酒，酒量一定不怎么样，说不定几口就醉，醉了酒的温伏兴许会对他吐出点什么实话。

费薄林全然不认为自己高三那一次大醉是他的原因，他想一定是谢一宁和苏昊然的酒有什么问题，否则他堂堂一个一米八七正当年轻的人怎么会被几听啤酒灌到神志不清。

当他走进超市在货架前挑选啤酒时，根本没注意后面的温伏在用什么奇怪带着一丝惊恐的眼神在凝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