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走进屋时赵尔固才放下笔，笑呵呵的站起道：“不知王助教前来所为何事？”

王文龙直接道：“赵司月将我的书籍在苏州封禁，我实在想知道原因。”

赵尔固回答说：“王助教的《民族国家论》之中涉及许多争议，这几个月在苏州的报纸上掀起诸生反对，其中问题已有不少，我也不过是照着诸生意思以为此书不便在苏州发卖而已。”

王文龙摇头说道：“那些攻击我的文章也有人替我反驳，怎么能只看一面之词？”

赵尔固笑道：“王助教不用激动，你有异议可以辨白，不如写张公文上来，我仔细阅读后自会考虑。”

王文龙又问道：“《民族国家论》禁也就禁了，我的其余书籍又有什么封禁的道理？《连城诀》不过是一本武侠小说，难道也犯了哪家的忌讳？”

赵尔固道：“此书将打斗神话，引得那一二浮浪子弟持刀耍剑，聚啸乡里，封禁乃是出于安全考虑。先生若是想要写书，可以写一些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好书吗，那时自然就不会被封了。何必写这样杂书去迎合那等粗鄙之人的口味？”

王文龙气的好笑，反问他道：“我见本月赵司月捆单中有好几本武侠小说，也都讲些侠以武犯禁的故事，为何独独禁我的而不禁他们？《连城诀》这书连南北两京的许多高官都看过，难道他们都是粗鄙之人了？”

赵尔固闻言也是一时语塞。他只针对王文龙，可不想得罪其他喜欢《连城诀》的官员。

赵尔固眼睛一转，他知道王文龙的书籍之中《民族国家论》争议最大，决定只抓住这一个痛点攻击，于是诡辩说道：“我以为写文章要论心，先生的《民族国家论》思想偏僻，其他文章也难免透着些诡异意思，我做学问以中正平和为主，最看不得这些内容，是以对先生的书格外严查了些。”

王文龙冷笑问道：“是以赵司月是因为《民族国家论》而针对我了？”

“是了，此书实在违背礼法，什么民族主义，自古也未听闻过的。”赵尔固咬死说道。

“如此我便晓得了，告辞。”王文龙拱拱手，转身就走。

离开鹤山书院，王文龙直接来到《苏州旬报》的编辑部，邓志谟连忙上来问道：“建阳，赵司月那里如何说？”

王文龙说：“这一期《苏州旬报》第三版给我留一个大版面。”

邓志谟道：“建阳要写什么文章？”

“打辩论！”

王文龙真是有些生气，之前他写出《民族国家论》之后懒得去和市面上那些批评他的文章计较，只想让清者自清。

可现在既然赵尔固抓着此书的争议来攻击，那他就好好跟这些攻击的言论理论一下。

邓志谟跟着王文龙一起走进总编室，就见王文龙铺开稿纸，稍稍思索，便在稿纸的最右边写下文章标题《古来之民族主义》。

民主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影响最为广泛、内含最为复杂的一种社会思潮，从梁启超号召建立中华民族开始，各个党派文人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内涵，早就将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史给梳理的无比清楚。

攻击《民族国家论》的人以为中国古代没有类似民族主义的思想，那可是大错特错了。

王文龙提起笔就开始洋洋洒洒的书写：

“今有人以为民族主义乃是本人提出，古之未有，此论诚为可笑。

民族主义于各国、各文明从不缺乏，中华亦然。

上古之人古人鲜以“民族”名之，然家族、氏族、公族、宗族、邦族、国族及部族等词，于古籍中屡见不鲜。

自宋以来有金石学，而今又兴甲骨学，考“族”之本义，从甲骨文、金文观之，原为家族、氏族，或以此为基础所建之“社会军旅组织”也。其所寓之血缘宗亲之关系，盖早期族类观念之基石。

随社会之进步，各族活动地域之拓展，各族因频繁交往而渐融合为愈大之地域共同体，即古之所谓“民族”。于其中血缘成分日益复杂，种族观念遂有泛化，共同之语言、习俗及文化认同则日显重要，遂成今所谓之“文化民族”。

至晚至于春秋时，中原地区已形成且日益发展之“诸夏”或“华夏”，即显此鲜明之趋势与特征也。

圣人所谓：南夷与北狄交，而中原不绝如线。非将中原之华夏文明当作一民族，而与南夷与北敌不同者为何？

此乃民族主义也。

《礼记.礼运》有云：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

天下一家，大道不孤。此即《民族国家论》中合各民族为一之观点来源，究其根本，皆圣人言语。”

王文龙给自己的理论找了儒家的法理基础，接下便又开始描述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

“秦以前所谓国家，单指一家一姓之国家也。秦以后，中原王朝即追求国家与民族之认同。汉时人有：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之语。其豪情千古可见，此时之国家已非刘姓一人之天下，亦是汉人子民之国家。以此观之，其时汉人之民族主义已然出现。”

“此后春秋时的华夷之辩也继而发生改变，华夷之间不再老死不相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