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1840年5月11日，

埃及被迫与英国签订《英埃协定》。条约签订以后，埃及国门大开，成为了英国的附庸国或者说叫保护国。

英法等国的势力大举进入埃及，埃及也逐渐成为英国等列强的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自此之后，埃及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英埃协定》签订后，埃及国门被迫打开，英国、法国的势力便开始介入其内部事务，而两国围绕是否开凿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运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法国是地中海国家，主张恢复旧商路，因此极力主张开凿运河。

而远离地中海的英国，意欲依靠控制好望角而控制新航路，故积极主张修建铁路。

在英国的阻挠下，法国修建运河的提议屡屡夭折。

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令英法在欧洲结成了亲密的军事同盟，联合奥斯曼帝国展开对俄国的反击，战争打得空前惨烈，也让英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调门软了下来。

值此良机

1854年，亲法的赛义德成为埃及新任总督，法国人来塞普预见运河的开凿将成为可能，便亲赴埃及，向赛义德描述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埃及带来的巨大利益。

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赛义德最终同意运河的修建，而英国考虑到人头打成狗脑子的克里米亚战争正值关键时刻，又不便反对，令英法关系再生波折。

所以在1854年，赛义德帕夏与法国签订《关于修建和使用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尹士运河及其附属建筑的租让合同》，正式租让苏尹士运河。

经过紧张筹备后，1859年4月25日，运河正式在赛德港破土动工。

到了1864年6月，运河工程开掘了5年之久，由于恶劣的施工环境和疫病流行，埃及共有7万余人在工地上死去，而预算中的工程资金也消耗殆尽。

根据法国人主导的苏尹士运河董事会测算；

若想修通整个苏尹士运河工程，需要支付超过原本预算230%的巨额资金，这让很多法国投资者打了退堂鼓，运河股票价值一跌再跌。

大唐帝国出现的时机非常好，正值苏尹士运河筹款困难，青黄不接的时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在原来的历史上

拿破仑三世为了实现昔日父皇的夙愿，强行推动法国议会给予大额拨款，执着的推进苏尹士运河工程进展，并最终实现了贯通。

而他之所以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暗然下台，与违背大多数法兰西人的意愿，强行推动这一法桉不无关系，这让他招惹了很多骂名，反对声音空前高涨。

如今，既然有了大唐帝国这个财雄势大的投资者，那就没必要搞得天怨人怒了。

作为另一个工程主要参与方，埃及为开凿苏尹士运河和购买苏尹士运河的股权，共支付4.2亿法郎，取得苏尹士运河公司44％的股权。

但因埃及财政困难，购买股权所用的资金大多是向英法所借贷款，苏尹士运河成为埃及债台高筑的悬河，也是其走向财政崩溃的源由。

如今的埃及帕夏穆罕默德-赛义德头疼欲裂，每年光是应付4.2亿法郎贷款的利息，就差不多让埃及的财政要崩溃了，而工程竣工和盈利却遥遥无期。

若是有人愿意接过这一烫手山芋，他真是感激不尽。

在原本的历史上

默罕默德-赛义德将运河44%的股份转让给了英国，对于这部分股权，大唐帝国皇家内务府要和法国运河董事会重新谈判，拿到符合股权的分红利益。

因为根据埃及和法国的租让协议规定；

即使埃及占有44%的苏尹士运河公司的股份，每年埃及只能享受15％的利润，自运河通航99年后，埃及就能收回运河的经营权。

而大唐帝国并不需要在99年后收回苏尹士运河所有权，排除了这一条款，当然要公平分享运河股份分红，这一点母庸置疑。

李察知道

苏尹士运河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产业，撇开其战略意义不谈，在运河开通5年后，法兰西每年就能获得高达1200万法郎的稳定收益。这笔钱价值60万英镑，等同于300万唐元，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而将帝国势力趁机渗透到近东地区，不失为一条便捷之路。

由此获得的战略利益，更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