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一次张家祥先生的讲座。

讲座上。

张家祥先生提到了他的尊师，华夏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张钰哲院士，那部分内容令徐云至今难忘。

张钰哲院士出生于1902年，第1125号小行星中华星就是他在1928年时发现的。

1950年时候。

张钰哲院士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并且开展了小行星轨道测定。

可当时别说超算了，国内连普通的计算机都见不着半个零件呢——国家要到六年后才会成立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并且在老大哥的援助下得到了M3型计算机的相关资料。

直到1958年。

国内才制造出了每秒30次的电子管计算机。

所以在50年代，张钰哲院士和李珩先生组织了一批七十多人的团队，靠着肉眼去计算、分辨观测记录。

1950年啊......那个时间点的大环境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

当时新华夏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的钱袋子紧巴巴的。

别说科研了，甚至连大典上的飞机都不够数呢：

大典上只能把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其中有9架P-51来回飞了两次。

所以那个时期，张钰哲院士他们是没多少经费去拍摄相片的——因为底片很贵。

他们分辨的观测资料主要来自老大哥，老大哥当时和咱们关系还不错，三年内传了7000多份观测记录。

数量确实不少，但这玩意儿有个很麻烦的地方：

它们都是扫描版，辨识难度和原件完全是两个概念。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

张钰哲院士他们咬着牙去推导公式，然后按照差值去比较观测记录。

最终在50-54年之间，他们发现了40多颗新星，为华夏的天文学发展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肉眼对比是一种很原始、很无奈、甚至可以说很‘蠢’的方法。

但在计算机出现之前，这也是唯一可用的一种选择。

1950年如此，1850年亦然。

随后徐云深吸一口气，继续做起了校对。

只见他重新拿来一张纸，飞快的按照之前的计算过程动起了笔。

“f=@(x，y) 2.4645*x^2-0.8846*x*y+6.4917*y^2-1.3638*x-7.2016*y+1......”

一分钟后。

徐云看着面前这张编号为1111的档案偏差值，眉头微微一皱。

根据档案袋上的备注显示。

这是一张1846年7月份，格林威治天文台拍摄下来的观测图像。

通过银道坐标系记录，有两张同样是黑白照的佐图。

理论上来说。

这张观测记录的坐标差，应该是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数的——还是以之前举过的从魔都偏到津门为例，正常观测记录可以确定的偏差值是魔都与津门之间的城市经纬度差，相对比较宽泛一点。

比如有可能是松江到津门，也有可能是崇明岛到津门，只能确定具体的城市。

而这张观测记录的精确值却很高，可以确定是从魔都静安区到津门武清区，顶多就是街道分不太清罢了。

但徐云计算出的数值却和档案偏移的轨迹难以互补，大致就是跑到了浦东那边......

见此情形。

徐云犹豫片刻，还是将它分到了移动轨迹明显的分类里。

或许是坐标系录入的时候有问题吧。

毕竟19世纪对于坐标的记录还是有些原始，多半影响不大。

就这样。

时间继续流逝。

七点半......

八点半......

九点......

九点二十.....

三个多小时后。

约翰·彼得·古斯塔夫·勒热纳·狄利克雷放下手中的笔，说道：

“银经偏差值0.7812....4229号档案移动轨迹明显！”

说完话。

他下意识便又抽出一张演算纸，准备进行下一次计算。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

这次他身边的助手没有再报出坐标，而是语气有些激动的说道：

“狄利克雷先生，所有观测记录都已经计算完毕了！”

狄利克雷闻言一愣。

旋即他猛然抬起头，看向周围。

果不其然。

现场所有的同行此时都已经放下了笔，黎曼正在逐一汇总着他们筛选出的观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