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行能认识几个甲骨文，是真的只认识几个，毕竟这玩意儿实在太抽象了，不是专业人士，可能连一个都认不出来，就算有的字跟现在的简体字在结构上是一致的，依然很难分辨。

另外人家好歹是铭文，也是有艺术『性』的，很多字体也都写的很花哨，更增加了辨识的难度。

举个例子，人尽皆知的司母戊大方鼎上边有“司母戊”三个甲骨文，这也是这个名字的来由，是郭沫若提出来并且确定的。但这个名字也有争议，因为有其他学者认为鼎上的铭文应该是“后母戊”。

在商周时期，“司”和“后”两个字的写法是一样的，但意义却截然不同，“司”通“祀”，有祭拜祭祀的意思，司母戊就是祭祀母亲戊的意思；而“后”的意思则是伟大、尊敬、了不起的意思，就像“皇天后土”中的后一样，是一个修饰词。

同一个字，两种不同的意思，在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解读以后，2011年国家博物馆新馆开业时，被移到新馆的“司母戊大方鼎”被正式改名为“后母戊大方鼎”。

可是社会各界对于“司”“后”两种解读方式的争议不但没有因此消弭，反而变得更加激烈，连这只大鼎的相关机构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国家博物馆采用的自然是新名字，可是在这只大鼎的出土地殷墟以及国内唯一的国家文字博物馆依然以“司母戊”来命名，社会各界就更不用说了，争议更大。

这还只是单纯的释义争议呢，事实上关于这只大鼎上的铭文还有其他的解读方式，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那铭文是两个字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字，更有人认为那是字与画的结合，相当于现在人们常说的花鸟篆一类的象形符号。

这可不是那些人信口开河，而是这么解释也能解释得通。

徐景行在看到后母戊大方鼎上的铭文时，也有过这样的念头，因为那个铭文实在太美了，而且确实有着非常强烈的象形意味，猛地一看就像一个小人跪在地上向另外一个人行礼，头顶那个“司”字完全可以看做是帝王的伞盖，这么解读完全符合这只大鼎本身所的意义，因为这是商王为了祭祀母亲而铸造的大鼎，跟图中的涵义完全吻合。

而且从构图方面来看，跟下边的两个字是浑然一体的，从整体结构看就是一幅画。

当徐景行第一次在历史课本中看到这个铭文的拓印图时，真把它当成了一幅图，而不是三个字。

连他都能产生这样的解读方式，就更不用说其他专家学者了，知识越渊博，对这个铭文的解读方式就越多，也越千奇百怪。

然而这不是说谁的解读方式就错了，实在是因为商周时期距离现在太过遥远，流传下来的文字又相对较少，这些文字不是从龟甲上找到的，就是从青铜器上找到的，可龟甲也好，青铜器也罢，所能承载的信息都很有限，一片龟甲上能有三两个字？青铜器上的铭文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但超过十个的也少，所以解读起来非常难。

距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字总共约四千五百个，可是解读出来的才两千字左右，还有两千五百多个甲骨文字没有解读出来，缺了那些没有解读出来的，整个语系就变得支离破碎，是个不完整的东西，解读起来自然分歧重重。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继续发掘更多的甲骨文字，文字越多，解读起来就越容易，就跟大数据似得，数据越丰富，得到的信息越准确。这也是某些单位挂出高额赏金悬赏一些疑难杂字的原因，因为这东西确实需要群策群力，光靠那些个数量有限的工作人员和专家来解读，可能好几辈子都做不完。

这还是古文字研究科学如此发达的现在，如果搁在几十年前，那些人就算想要仿写甲骨文也不知道该怎么模仿，因为根本没有模板可供他们参考。

所以说只要在古玩上发现甲骨文，只要能确定甲骨文的结构没问题，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东西是最近这一二十年内仿造的；二，东西是真的。

这只小鼎上的甲骨文肯定没问题，尤其是字体结构，在“六书”方面跟汉字一脉相承，绝对不是什么人胡写『乱』画的，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铭文，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瞒不过书法造诣颇深的徐景行的。

因此他看到铭文的瞬间就知道这只小鼎要么是现代人的高仿之作，要么是商周时代传承下来的真品。

可是现代人的高仿之作显然仿不出那浓郁的灵气和凝实的本相，所以，这只小鼎一定是商周时期制作的。

只是不知道这只小鼎怎么会一代代的传承至今的，因为商周距离现如今实在太过遥远，一代代的传承下来而没有受到任何破坏，那得有多么的幸运啊？

不过他可不是专业人士，也没打算研究这只小鼎的来历，更没打算因此而写一篇论文或者啥的，他只是想收藏这只小鼎，顶多偶尔拿出来用用，所以只要能确定小鼎是真品就好。

可是他解释的太仔细了，把这只小鼎的珍贵之处解释的一清二楚，连一旁的林小雅也有点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