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没断，哪怕高拱离开了裕王府，朱载坖有事还是要遣人询问这位高先生的意见。

嘉靖四十四年，景王朱载圳薨于藩地，裕王朱载坖的地位终于明确，毕竟老道士除了他也没儿子了。

高拱的地位也由此水涨船高，任礼部尚书，召入直庐，以青词见宠，赐飞鱼服，连朝中大佬徐阶也得对他客气三分。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由徐阶举荐，高拱以礼部尚书职兼任文渊阁大学士，正式入阁参与决策，算是终于进入明朝中央核心圈子。

同年十二月，老道士飞升，裕王朱载坖继位为帝，高拱立刻受封少保兼太子太保。

然后，高阁老牛脾气爆发了，他自负才高，想要独掌权力，于是跟徐阶反目成仇，相互攻讦……输了，收拾包包回了老家。

隆庆二年七月，徐阶致仕归乡。

大佬一走，高拱终于在隆庆三年起复，同年十二月，受到冷落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身份重回政坛。

据说，高拱复起后，曾经跟着徐阶一起整治他的言官直接被吓死一个，郁闷死一个，毕竟高拱的牛脾气，众所周知。

好在，他虽然脾气火爆，却能分清楚事物轻重，对于曾经的政敌，没有大搞清算，而是以安抚为主因此，朝局得以迅速稳定。

隆庆四年八月，蒙古入寇，高拱让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领兵马背城列阵。

同时，令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令御史刘焘在天津守京通仓，令总督王崇古、谭纶征剿，侍郎戴才管理军饷。

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没敢入犯。

同年十月，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为跟俺答汗有冲突，率带着手下十名心腹来明朝请降。

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

奏疏一递，朝堂登时议论纷纷，多数认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

高拱、张居正两人却是一致支持王崇古、方逢时的意见，奏请朱载坖，让他加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以诚相待。

接着高拱又让王崇古给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

这么大动静，又是在边境地区，俺答显然不会不知道，晓得明朝厚待他孙子后，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

更早些的嘉靖朝时，俺答虽然率军跑北京烧杀抢掠一波，逼得明朝跟他互市，但因为是武力得来的贸易，两方谁也不诚心，边关还是经常开战。

现在好了，高拱这一举止一出，俺答立刻明白了明朝的心思，要和平，要贸易，不要战争。

加上俺答很明白自己拿不下明朝，那自然还是和平贸易更合算，毕竟谁也吃不下谁。

但当封贡的建议一提出，明朝朝堂上可是炸锅了，反对者纷纷拿出宋朝的例子进行反驳。

高拱、朱载坖：……不是，埋汰谁呢？咋就跟宋朝一个样了，是他大宋有北京了还是他有长城了?

手握大权的高拱明显不能忍受这诋毁，于是，利用京察的机会，把反对者降级外放……朝堂清净了。

紧接着，高拱援引永乐朝朱棣赐封瓦剌诸王的例子，力主封俺答汗为王。

隆庆五年三月，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

同年八月，明朝又准许与俺答互市，几个月之间，边陲晏然，边境百姓终于丢掉戈矛，重新拿起锄头耕作，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两百年互相攻伐的局面。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很丢面子，毕竟网传大明不议和，高拱这行为不是把明朝的面子扔地上踩吗？

但话说回来，如果崇祯朱由检能像高拱看齐，跟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任意一方先谈和，然后集中力量剿灭另一方的话，局势是不是会不同呢？

再说了，虽然议和，但高拱却没有忘记振兴武备，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镇辽东，王崇古、谭纶、马芳等边帅为什么能这么安心练兵备战，不就是高拱以及继任的张居正重视武备吗？

议和之后不思振兴武备，那是宋真宗、宋钦宗，高拱显然跟他们不是同路人。

老实说，看明朝崇祯朝的历史，经常会觉得崇祯死要面子活受罪，诚然君王死社稷什么的对比那些弃城而逃的皇帝显得很有骨气。

但假如有更好的选择，假如能把面子稍微放一放，局势是否会不一样呢？骨气很重要，但谁说有骨气的同时不能保证实惠呢？

拿面子换存亡时间，换生存空间，他不行吗？

议和但不割地、不赔款的前提下，为什么不能搞?

扯远了，说回俺答封贡的成果，从俺答封贡后，明朝与蒙古之间两百多年的战争基本结束。

从后面的万历、天启甚至于崇祯朝来看，蒙古跟明朝已然没有发生啥大规模战争了，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宁夏之役得算。

以政治手段获取几十年和平，明朝也没有因此损失啥，这显然就是高拱的政绩了，就凭这一点，谈迁在《国榷》中说他不失为社稷臣，我就非常认同。

除了俺答封贡外，高拱、张居正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