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暂时止住明天子头痛趋势的还是马皇后。

道理也简单，还是等见了罗贯中之后，再尝试捋个清楚明白出来。

而且马皇后的想法很是清晰：

“既有桓侯、唐太宗、唐赵国公、宋太祖等。”

“那想来此屏风之效用，绝非仅有今日。”

“尔后若是再见此物显功用，当多召几人集谋。”

这些话语暂时抚平了朱元璋心中不断冒出的各种疑惑，情不自禁低声开了个玩笑：

“要不是妹子，咱这皇帝都不知要怎么当的。”

于是坤宁宫也气氛也再次轻松起来。

汴梁殿中赵匡胤扭了扭有点酸痛的脖子，低声道：

“这洪武帝不愿回桓侯话便罢了，怎么连咱谢语也不说一句……”

【虽然两宋—尤其是南宋问题很多，使得这一段历史的边患问题很多。

但换个角度看，两宋所处的时代经济也确实发达，学术环境也相对比较宽松。

兼之咱们之前说过的，经过南北朝的儒释道并立、隋唐以儒言文佛老利其简便，到了两宋时期，三教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下最终完成合流，最终诞生了理学。

先有周敦颐以儒为核心，兼杂释道之言著《太极图说》上说宇宙本体下谈封建伦理。

后有二程师从周敦颐，同样学贯儒释道三家，著书立说。

无论是周敦颐还是二程，他们都是活跃于仁宗神宗时代，这个时期北宋的余晖还未散去，发达的经济和宽松的言论环境构成了理学最初生存的土壤。

有说法认为，这一时期的理学高举义利二分法衡量天下，在这個标准下上骂朝廷堕落下骂太学逐利，并以追求真理和道德作为治学的最终意义。

因此这一时期的理学虽然还没登上主流舞台，但其带起的知识批评潮流在民间大兴，这也算是二程的洛学兴起的基础之一。

也是因此，北宋的政治重心和文化重心的分离起于洛阳。

而众所周知的是，天下一乱，实用主义的思潮就必然兴起，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最典型的实用主义。

宋朝南渡之后，一方面赵构在与理学士人接触之后迅速交恶，并发誓“朕今不用文华之士”，在朝堂上形成了打压理学的风潮。

另一方面拜赵构朝廷的智障操作所赐，民间不满之声日益高涨，拥有知识批评属性的理学迅速在士人阶层当中风行，因而拥有了在民间的知识舆论权力，并构建出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

而理学的关键蜕变就在于朱熹。

朱熹本人一方面通过经典，构建了虽然简陋但是在当时已经算得上相当完善的理学道统。

其次朱熹依靠这个理学思想道统划定明确出了学术边界和重心方向，由此推进的理学本身的世俗化。

而最终理学的激烈碰撞就是在鹅湖之会。

1175年，已经颇负理学盛名的朱熹在鹅湖寺与心学大拿陆九渊相会，双方激辩数日，虽然并未达成在理学上“会归于一”的目的，但双方矛盾已经大大缓解。

六年后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书院讲学，双方冰释前嫌，陆九渊留下了自己的讲学稿，朱熹为其题了跋序。

也是因此，后来陆九渊所在的学派也站在了朱熹的理学大旗之下共进退，希望能够效前朝变法，荡涤朝堂不良风气，可惜当时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允许年老垂垂的朱熹按部就班了。

1188年，同样还是鹅湖寺，辛弃疾与陈同甫会于此，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破阵子》，当时本也有邀请朱熹的，但朱熹有事未到，私以为恐怕当时的朱熹就是忙于内整理学派，上联宋孝宗，所以无瑕赴会。

但很快，1194年宋孝宗骤然离世，次年赵汝愚在与韩侂胄的斗争中失势身死，韩侂胄开庆元党禁，被朱熹耗费心力整合起来的理学士人全入了伪学逆党籍，集体扑街。

朱熹逝于庆元党禁中，据说死前还在忙于整理学问残篇，而其死后因为党禁的缘故，南宋朝廷禁止大规模的会葬，但仍有千人不惧被迫害风险为朱熹送葬。

辛弃疾也不避嫌的到场，为朱熹题“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理学真正的黄金年代从神宗起至朱熹终，前后经历了两宋剧变以及两次党禁，而在朱熹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又戛然而止，也可称得上是壮志未酬。

而另外同属理学道统但又独树一帜的还有一人，名为张载。

古代儒家当中宣扬自己希望救世治世的很多，但真的全力以赴去践行的却寥寥无几。

腐儒大多喊着兴周理复井田，但真的去尝试的寥寥无几，但张载真的就去试了，前后三代人在横渠挖沟种田尝试了七年，最终亲身得出了一个清楚的结论：

“以田授民”“人受一方”是可以让百姓活下去的。

但张载既不是皇帝，也不是造反头子，哪来的“以田授民”的权力？所以只能“敦本善俗”去教育人。

用咱们现代的眼光吹毛求疵的看，张载的行为多少有点傻，但咱们是建立在生产力解放发展的前提下，与张载自然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