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宋诸事，李世民倒没有太多感触。

其中的考量也并没有那么多，单纯只是觉得这北宋的战争属实无趣极了。

亲临战阵，激勇破敌，高歌以贺凯旋，这是他所中意的战争。

动无遗策，一击中的，精兵行奇袭之胜，李靖的这般领兵之法他也同样赞赏。

而这两种战法，在那宋朝天子宰辅猜忌折辱武将且派监军掣肘的情况下，定然是无法施行的。

就如那杨业，老于边事又如何？动晓敌情有何用？忠烈勇武所托非人，以儿郎性命为注，最终只道一句可惜。

而无论是那真宗一朝大造天书封禅，还是岁币委和以代战，皆令他不齿。

故而简单慨叹过后，李世民也不放下手中的笔，左手拇指和食指略微捋了捋自己的虬须很是自得：

“朕的文采自是极好。”

长孙无忌笑眯眯赞同：

“后世那长安辞旧迎新之贺亦是用陛下所题之诗，足见陛下文采传千年。”

“陛下或可题文赋以赠后辈，想来足慰后辈。”

长孙无忌这个说法顿时让李世民有点心动。

此前后世提到失却《兰亭集序》这件国宝时，杜如晦便有促狭之言请他将宝帖送于后世。

当时虽只是戏言，但后来李世民确实还认真考虑过，毕竟此物虽珍贵但也不过是用来临摹观赏，但对后辈来说端得是意义非凡。

而且宝帖虽然珍贵，但若论效用，难当从后辈之处所得之万一。

但……这毕竟可是王羲之真迹，而且一旦送出那便是不可复得，那此时岂非临摹而赏一次便少上一次？

这种纠结的心情令李世民矛盾极了，但此时长孙无忌一说，李世民才骤然想到：

于后世而言，恐怕朕之真迹亦可作宝也，既如此不如干脆先临摹一贴《兰亭集序》赠送？

越琢磨便越觉得这个想法可行，李世民也不由得喜上眉梢。

《兰亭集序》这宝帖最终肯定还是会赠后辈以作酬谢，但不影响眼下将宝帖再多留一段时日。

【按理来说，北宋如此崇文抑武，漫山遍野都是士大夫们大展拳脚之地，怎么着也应该有一两个能拿出来夸夸的吧？

但很可惜，北宋士大夫的武功水平不能说是一无所有吧，只能说是一文不名。

现代有研究宋史的学者言语相当讽辣，称北宋的文官集团有强烈的自欺性，也就是非常喜欢骗自己。

而这种心态的形成，如今一般认为是形成于真宗时期。

咱们此前说过真宗大造天书祥瑞上泰山丢人现眼的事儿，封建时代的史书往往为尊者讳，将这件事定性为“佞臣作乱君主失明”。

但咱们现代不用管它皇帝算老几，说实话无论是天书还是封禅皆规模浩大，若没有整个中枢系统的配合，宋真宗和一两个佞臣基本不可能成事，所以这件事实际上是真宗和士大夫的一次媾和造神。

天书封禅当中的自欺属性，当时献策的王钦若说的非常明白。

“城下之盟，古所深耻，非天表瑞贶……不足耸狄人而掩兹丑”

由此可见真宗时期的士大夫很明白：澶渊之盟确实非常丢脸，那咱们干脆弄出来天书吓吓辽人顺带遮丑吧。

后来刘娥临朝称制把天书都送进真宗坟墓里，这才终于止住了这桩闹剧，但北宋士大夫的自欺之风已然刹不住车了。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从仁宗一朝开始，北宋的士大夫秉承着“内圣外王，承当天下事”的人生信条，基本都有很强烈的建功意向。

宋夏战争爆发，当朝的士大夫翘楚如韩琦、范仲淹、夏竦、庞籍、文彦博都赶赴前线，都是急于建功立业心态的体现，但可惜都没什么用。

狄青曾私下说过，军旅之事，非所任也，算是这位底层出身的将军对于北宋文武问题非常一针见血的评价，但没人会在意他的意见。

对于一干士大夫的领军成果，《儒林公议》记载的很清楚：

“庆历初，夏寇方盛，陕西四路并任儒帅，久而未有成功。”

“叛扰累年，官军频败”，并直言官军“一战不如一战”。

结果，在边境防线一直向汴梁推进的情况下，难有建树的士大夫们自欺欺人的被动再次生效，大后方先是流传出了西夏并没有战心的说法：

“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后来更是直接开香槟：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闻而惧之，遂称臣。”

但实际上这种话听听就得了，实际上宋夏战争咋样谁还不知道？

梅尧臣赋《故原记》，苏舜钦写《庆州败》，范雍的《纪西夏事》中更是清楚承认了因轻敌招致的大败。

而大着舌头说“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败于度外”的韩琦在好水川一战全军覆没，被累试不第后投西夏当了国相的张元嘲讽“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举，犹自说兵机。”空余笑谈。

对于宋夏之战，李焘修《资治通鉴长编》时只说儒帅们“好谋而少成”。

明朝史学家言语更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