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事实上，吃饭问题一直都是唐朝皇帝的一块心病。

天皇大帝李治曾七次去往洛阳，旧时便有百姓讥谈称御驾至东都乃是“就食”而去。

事实上这也不算诽谤，比如李治最后一次去往洛阳是682年，这一年关中先遭风灾又遭水灾，米价暴涨至每斗400钱，且有价无市。

作为对比，贞观十五年长安的米价是每斗二十钱，整个贞观年间米价最高点也没超过四十钱。

唐朝米价的另一个最低点是玄宗时，开元十三年每斗米仅需十三钱。

彼时关中已经因为遭灾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剧了，这种情况下李治御驾“临幸”东都洛阳，你说不是逃难吃饭去的？百姓谁相信啊。

唐中宗时关中再次发生饥荒，群臣想要效仿天皇大帝旧事，劝中宗去洛阳要饭，被中宗怒斥：

“岂有逐粮天子邪！”

安史之乱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德宗时因为长安无粮导致禁军人心不稳，后来闻听江南运粮船队已过三门峡时，激动的抱着太子欢呼：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那么，号称八百里沃土的秦川，真的养不起一个盛唐吗？

事实当然未必如此，关中良田的情况变化从史书中便可窥见一斑。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上奏，称昔日能肥田四万余顷的郑白渠如今被富僧大贾争相截断，导致如今只能灌溉不足一万顷的肥田了。

李治下令彻查，重新疏通郑白渠，但不足一年之后便旧事重演依然如故。

据《全唐文》记载，后来拿了成都绿卡的僖宗曾公然感叹：

关中郑白两渠，古今同利，四万顷沃饶之业，亿兆人衣食之源。比者权豪竞相占夺。

由宋朝官方史官编撰的《宋会要·食货》对关中灌溉田的记载要更加明确一点，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宋太宗命大理寺和光禄寺的皇甫选何亮等人勘校土地，最终经过实地考察后，宋臣回报称：

郑渠三百余里，溉田四万顷，白渠袤二百余里，溉田四千五百顷。两处共四万四千五百顷。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顷，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

与灌溉田急速缩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朝对于关中的垦殖强度。

“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是开元年间文人对关中景色的描写。

唐朝时关中仅在册的人口就有三百多万，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关中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田尽而地，地尽而山”。

但这样并没有什么用，反而因为无节制垦殖使得关中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

开元天宝年间还需要每年从洛阳调取至少二百万石粮食才足够京城吃饭用。

但用来漕运的黄河同样不堪重负，从唐朝中期至宋的三百年间记录中也不难看出，黄河的水流量稳定逐年下降，一年中能用来漕运通航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唐末时在山东境内就已经出现了“陆上悬河”的景象，时人记载黄河“高民屋殆逾丈”。

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唐朝的灭亡也是一个必然事件，因为恶化的环境已经使得对关中的供养举步维艰。

越饥越垦，越垦越饥，最终直接挖断了唐朝这个维系关中的命脉，这便是唐朝三百年关中垦殖的真实写照。

这同样也能算是大唐“国都六陷天子九逃”的原因之一。】

甘露殿中马周和刘仁轨一起瞪大了双眼，几乎下意识的就不受控制的看向了李世民。

毕竟光幕说了两次，而且两次都直指主人公，他们两人想要忽视也是很难的。

长安陷了又陷，天子逃了又逃，这真的是他们生活效力的唐朝吗？

李世民的脸板的跟一块寒冰一样，一脸的生人勿近，也让马周和刘仁轨绝了打听的心思。

去岁大唐灭颉利，李靖将军顺天门献俘的景象还历历在目，整个长安百姓皆与有荣焉，马周也不例外。

因而很难想象如今陛下武功充沛至此，后来者究竟如何会弄成这般田地？

刘仁轨就要更难受一些，毕竟他知晓的也要更多，白江口灭倭，蓄十几年之功灭高句丽，盛唐武德无匹也。

如此竟然……

李世民当然不会多说一句话，他只是认真记着这些事情，记着这些引得唐朝天子失态的最简单的吃饭问题。

而且天子都已如此，更遑论民间百姓乎？

于是李世民最终也是一声轻叹：

“盛唐百年，然百年间并非年年盛唐，亦非处处盛唐也。”

千古一帝的赞誉远去。

勒马扬刀千里奔袭的将星，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的鼠辈。

白江口赤炎漫天倭奴胆寒，百济反唐誓要复国求生存。

其间再夹杂着被逼自缢的长孙无忌，勾连生情愫步步为营最终代唐的武氏女。

这些种种在李世民面前绘制成了一幅浩大恢弘的绘卷，以及承托着这幅盛景而仆死的百姓。

他的目光从光幕上移开重新看向大唐的地图，心底最终也不可抑制的浮起一个想法：

双都制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