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服务政治……”

孔明喃喃重复着后世总结提炼出来的这些话语。

大汉虽然布衣白身亦可为相，但那终归还是少数人。

忙以养家，闲时娱乐，这才是绝大多数普罗百姓的生活常态。

而孔明则是不禁想起了在成都随手为之的政策。

《神将冠军侯》这是孔明结合了光幕中明代所见，最终定下的名字。

以太史公亲笔为底稿，加以民俗传说，再经口语润色，最终在孔明笔下呈现的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冠军侯故事。

嗯，霍去病本人看了多半都不敢认的那种。

这部经纸社售卖，并寻能言善道者驻茶水摊说书。

然后……反响平平。

一方面是因为虽有推行识字之举，但想要看懂全本还是略显吃力。

另一方面也是经过问询才意识到，对巴蜀民众来说，霍去病的故事终究不如李冰来的脍炙人口。

而经过孔明寻巴蜀老人重新撰写后，说书的茶水摊就成了成都百姓闲暇时的新去处，颇受好评。

如今再看后世的说法，孔明倒是有了新的感想。

这，应当也算是以文章服务百姓吧？

庞统则是听到后称儒家经学为“禁锢”而沉默了一下。

随即叹道：

“大匠何须颂经典，匠造何必顺天心？”

这两句话也算言简意赅。

毕竟即使是东汉强盛时，若想出人头地也须讲究一个师出名儒，不然就举步维艰。

此等沆瀣一气之风若是能尽归尘土，庞统觉得也不错。

张飞当即插嘴道：

“庞军师，咱这才哪到哪。”

“那与畜生讲人伦的宋，不比咱们禁锢多了？”

于是庞统呆了一呆，最终摇头苦笑。

再想起来那唐将汉踩过的坑大部分都重新踩了一遍，于是也只能苦笑道：

“吾等前车倾覆，后人犹不鉴之啊。”

【空谈的玄学和佛道的关系咱们在之前就大概聊过，此时就不再赘述，单单说一点比较接地气的。

首先，那时候传入中国的佛教某种意义上还算得上“先进文化”。

最初的佛教有讲“五明”，即“内明、声明、工巧明、因明、医方明”。

顾名思义，最初的佛教是比较重视医方的，不仅有病例讲解，还有治疗方术，不少都是要比本土的更先进。

典型例子就如二凤，若非天竺的郎中有名，李二凤也不会死马当活马医去试一试。

另外就是佛教的理论体系要更加完善，这一点古佛教能把古道教吊起来打。

古道教采用的是本土的幽冥认知，即灵魂不灭，死后入阴司，生活如阳间。

这套古朴的幽冥观从汉代起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便是“福德不一致”，即使是大儒上师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恶人享福禄，好人空遭殃。

佛教就不说了，轮回转生咱们都听过，这套理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解决了上述的这个道教死穴。

以上两点简述就是，佛教的药方更有用并且更会辩经。

也是靠着这两个优势，佛教才在古中国站稳了脚跟，并且填补了贵族阶层中道教的空白，得到了官方力量的扶持。

咱们之前也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互相抄互相辩经的境地。

比如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试图从根本上当佛教的大爹。

佛教不甘示弱，作《正诬论》、《清净法行论》，称孔子老子都曾在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下听课。

而到了南朝时，一个叫顾欢的道士更直接的撰写了一篇《夷夏论》，主张华夷不两立，指责佛教乃是西戎之法，来华夏传教必然包藏祸心。

佛教不甘示弱，表示贫僧未必包藏祸心，但你们道教那是真的大逆不道啊。

甘忠可和张角的旧事被佛教重新挖了出来，再加上一些黑历史，佛教直接给道教扣了一堆罪名。

凶逆、群妖、挟道作乱、左道惑众便是当时的高僧对道教的称呼。

而在佛道互相攻讦之余，乱世的疫病依然横行，朝不保夕的生活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颠沛流离的生活，民不聊生的现实，分离动荡的社会，这些都使得从武帝起儒家对个人强加的枷锁急速松动。

就如后世常叹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一般，这些因素相加让民众思想更加自由，创造力也更旺盛，古代第一波传世的艺术家大多都是诞生于这个时代。

而最终这些铺垫也成了隋唐盛世最好的底料，经厚积薄发，最终酿成了华夏文化最为璀璨的篇章之一。

而其中，疫病的功劳，或许功不可没。】

对李世民来说，如今的甘露殿又成了最早他听光幕时最熟悉的状态。

吃点瓜果，饮点小茶，眼睛应接不暇，脑袋查漏补缺。

无论是汉还是三国，抑或是魏晋南北朝，对李世民来说都相当熟悉，因为有丰富的史料可看，少年时基本上都翻烂了。

这种知识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