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遗直叹了口气,感慨道:“何至于此?既然是一衣带水、睦邻之邦,只需以王道教化、以仁义感化即可,使其通晓大义、深明忠孝,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何必非得赶尽杀绝?”
他觉得二弟的手段过于残酷,倭人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哪里能够威胁到大唐?
再者说来,纵然将来有可能威胁大唐,如今便要在其并未展露威胁之时斩草除根?
实非王道。
况且如今倭人温顺,依附大唐,若是因为房俊在此行下酷政导致倭人深恨大唐,由此掀起反抗,岂非弄巧成拙?
退一万步将,倭国诸岛资源贫瘠,多山多河少平原,连种粮食的地方却少得可怜,灭尽其民、侵占其地,有何益处?
刘仁愿信步而行,观赏着街面景色:“大郎有所不知,这并非二郎过于酷烈,实在是倭人生性残忍、不知伦理,他们可以屠杀父祖手足眼都不眨,可以淫辱母娘姊妹习以为常,与畜生何异?他们即便学了华夏文化,也不过是披上了一张人皮,内里依旧狼心狗肺,是最下等的民族。”
他逗留倭国很久,与倭人接触也多,起初还被倭人种种丧尽天良的行为所震惊,等到习以为常,便知道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绝无一丝一毫被驯服之可能,一旦其有崛起之日,必然反噬大唐。
既然如此,又何必费劲心机去驯服?
毁灭就是了。
当然,倭人不可能被全部杀尽,用儒家文化去驯服其贵族,使其为大唐所用,如此足矣。
在大战略的层面上,房俊可谓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既然他决定对倭国施行“灭绝”之策略,那就一定有其道理,作为下属,只需遵令行事即可。
当然,他今日之目的并非是在街上游玩。
“大郎为何不回长安过年呢?您是家中长子,诸多祭祀想必需要您出面主持,您若不在,怕是又要房相多多劳累。”
回家过年吗?
房遗直心中叹息,勉强挤出一抹笑容:“倒也不必我回去,二郎自能支撑门楣,有他在,父亲不会劳累。”
他素来自诩君子,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胸怀宽广、不萦于物,不至于似旁人家那样为了一点家产与兄弟手足反目。
然而他到底境界未到,面对那个惊才绝艳、盖世无双的兄弟,难免滋生一种羡慕、嫉妒、攀比的情绪,身为房家嫡长子,却始终碌碌无为,托庇于兄弟的羽翼之下,被兄弟的光芒所笼罩,若说心中全无芥蒂,怎么可能?
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借自己的资质,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二郎相提并论,所以自请出海、教授儒学,远离那一种令人深感绝望的压力。
刘仁愿很是羡慕:“兄友弟恭,这可是世家高门里最为难得的东西,有人替大郎看顾家业,可以游走四海完成心中理想,在下却是身在军伍,不得不遵令行事,滞留在这化外之地,看似同在天涯为异客,实则境遇完全不同。”
房遗直道:“将军是想调回大唐么?若如此,在下倒是可以在家书之中提及。”
虽然他对房俊今时今日之耀眼光辉有些嫉妒,但深知二郎对自己一向尊敬,若提及刘仁愿调回大唐之事,必然会给自己几分面子。
他在倭国这么长时间,深受刘仁愿之照顾、保护,也想还了这份人情。
刘仁愿摇头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大帅需要我镇守倭国,又岂能畏难不前、知难而退?只不过从军多年,至今也只是副将之职,固然有镇守倭国之实、却并无统镇一方之名,名不正、言不顺,诸多事务掣肘,殊为不易。”
房遗直虽然是个书呆子,但自幼生长于官宦之间,对于官场之上一些手段耳濡目染颇为了解,此刻听闻刘仁愿之言,便明白了刘仁愿的意思。
略作犹豫,颔首道:“家书之中我会提及将军镇守倭国、保护侨民之功绩,想来以将军之资历、功勋,朝廷定能赋予牧守一方之职权。”
刘仁愿有些不好意思,迟疑着道:“大帅若是知晓大郎为在下说情,怕是会不高兴。”
房遗直心中厌弃,你分明就是想要借我之口向二郎说个人情,赋予你镇守倭国之实权、名义,怎地敢做不敢认?
如此官僚习气,腐朽不堪。
不过他是个耿直性子,点头道:“放心,不提你便是。”
刘仁愿放下心,唏嘘道:“非是在下官迷,当初一同进入水师的刘仁贵、薛仁贵如今都镇守一方,前者更是直入中枢担任兵部左侍郎,只有我虽然带着水师横行于大洋之上,却始终未能更进一步。此番若能心愿得偿,定牢记大郎恩惠。”
房遗直倒也能理解,当官也罢,从军也好,谁还不是一个心思往上爬呢?
官越大,权力越大,能做的事情越多,普天之下,又有几人心甘情愿做事却从不奢求回报呢?
此乃人之常情,倒也不必苛责。
两人边走边行,行至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