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意志只是一个宏观的算法演练，并不能以直接的方式去控制世界里每一个有自己智能等级单位的思维判断，因为这和底层序列设置的规则不符。 所以哪怕是一个最低等级的单位，世界意志也不能直接控制他去死，这是和求生本能相违背的。 这次世界意志既然已经亮出了他剧情推演的第一张底牌，赵高当然需要给出应对，将高等级的桓温拉入这个乱局，世界意志能够干涉的程度就会大大地削弱。 在底层规则的限制下，历史人物往往都不是某个世界意志能够控制的。 将剧情世界和自己的矛盾牵引成内部的矛盾，这从来都是赵高的拿手好戏，当初在倭寇剧情里他就这么干过一次。他将本来敌对的倭寇势力全部收拢起来去攻打日本，于是就打一份工挣了两份钱。 这次也一样。衣冠南渡之后，从北地被迫迁徙而来的高门大族和原本吴地士族之间本身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点从二者同为士族却从不通婚可见一斑。 这些北方士族被统称为“侨姓”，而本土势力则称“吴姓”。 侨姓以“王谢庾桓”为主，还吸收了掌控军中势力的郗氏，实际上控制了东晋的大权，但短时间内的根基轻浮不实；吴姓则以“顾陆朱张”四姓为主，在本土势力盘根错节，掌握着中下层的势力，但被南渡的士族打压，在朝廷上难有建树。 二者之间的仇怨几乎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出来。 吴姓士族当然不满。从两汉开始，这些家族就实际掌控着吴地的事务，现在这些外来者不但抢占地盘夺走权力，甚至还对他们多有打压，吴四姓往日一呼百应的风光不现，现在不得不一个个低头做人。 侨姓士族更不满。和吴地这些原本亡国之余的土著（晋灭吴）比起来，他们的血统权力本身就高上一筹。现在被迫渡江已经够委屈的了，还要处处受到这些吴姓的掣肘，很多政令一到地方上就寸步难行，这让习惯了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他们如何能忍？ 如果不是现在大敌当前，整个中原已经沦陷，大秦和大燕都虎视眈眈，这两股势力的矛盾根本不可能被调和。 在外力的逼迫下，每一个有识之士都能发现这种深层次的矛盾，也都会自觉维护二者之间的关系暂且搁置这一点，除了赵高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外来者。 “如果能够控制住海上的贸易，甚至只需要控制住一半，那么我每年上缴给国库的税银至少不会低于三十万缗。” 赵高的声音虽低却充满了诱惑力，三十万缗就是三亿钱，绕是龙亢桓氏传自于战国时的齐国王室家世豪富，这样一笔收入也足以让桓温口干舌燥。 更让人心动的是，如果真的如赵高所言，那么这笔收入就不是一次性买卖而是一笔稳定的收入，那就更加惊人了。 “顾陆张朱都该死！” 桓温当然不会听取片面之词。当他听取要务的时候郗超从来都是站在他身后的幕布里，这次也不例外。刚刚一得到这个消息，幕后的郗超立即从军中调集了相关人等进行调查。虽然这些进入军中的吴姓子弟在家族中身份较低知之甚少，但从只言片语来判断，赵高说的极有可能是真的！ 这也难怪桓温听到这个回报之后的暴怒，这不光是历年积累下来的宿怨，还有就是被欺骗被掣肘之后的痛恨。 桓温很看重钱，就像郗愔一样，或者说所有豪族没有不看重钱的，而且越往上越如此。 养兵不是一句空话，没有经济上的支持根本不可能。郗愔本性寡淡，却一样在任上敛财无数，当初任爱子郗超作为放开一个钱库的时候，郗超一个下午就能糟蹋掉数千万钱。 归根结底，是那些京口广陵众是要开口吃饭养家的，谁也不能光凭着一腔热血饿着肚子和你谈理想。 眼下这些兵众全部收拢到了桓温的麾下，实力大涨的同时消耗也大涨，钱银上的开支让他焦头烂额，甚至对他的军事部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这场寿春之战，他仅仅出动了两万步骑——不是他不想出动更多来和秦燕决战，关键是钱不够了。 赵高这次选的时机，切入点和对象，都可以堪称完美。 以侨姓和吴姓的矛盾为基础，用海上贸易的巨大收益为诱饵，把寿春之战当契机，让桓温和顾陆张朱的矛盾激化，这就是赵高对的剧情意志出招的应对。 “郡公息怒。” 这个时候站在幕后的郗超不得不站了出来，眼下除了他谁也不能平息掉桓温的怒火。可如果不平息，造成的后果就是灾难性的，寿春城就是一个例子。 当初的袁真对桓温的支持力度并不小，仅仅因为一次在战场上的失败桓温就把怒火全部倾泻在了他身上，几乎是逼反了袁真，将原先的队友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威信也因此大大地受损。 眼下的情形如出一辙。顾陆张朱在江东经营数百年，互相扶持枝叶纠缠一损俱损，底蕴和积累更不是一个袁氏能比的。一旦逼迫过甚，造成的动荡和麻烦也会远远超过这一次。 甚至眼下刚刚立足站稳的晋国，恐怕也不能承受这样的阵痛，更不用说桓温篡晋，需要众多门阀势力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 无论如何，眼下都不是发难的好时机，至少这次的发难，不能由桓温，甚至他主导的势力来进行。 这才是桓温愤怒的根本原因。 明明知道有问题，而且知道问题在哪儿，却偏偏不能解决，这才是最让人恼火的。 “这就是你要乞活军的缘由了。”在郗超的力劝下，盛怒的桓温终于渐渐平息了下来，神情郑重地问说道。 赵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