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春天的天黑得早，六点就麻麻黑要点灯了，到六点半，天已经黑透了。

这时候虽然没什么朝九晚五的说法，但各行各业基本都是八小时工作制，都是早上八点半上班，晚上六点下班，中午有一个半小时休息时间。

这时候也没有双休的说法，周一到周六正常上班，周日叫做“义务劳动日”，也要接着上班，而且是免费。

什么五一劳动端午中秋，一概不放假，全年只有过春节和国庆日拢共放三天假。

更反人性的是从明年开始往后十年，全年无休！

大年三十不停干，正月初一坚持战，要抓革命，促生产，打破一切封建习俗，过革命化的春节。

所以也不能怪这个年代的人们没有休闲，实在是没时间休闲。

白天忙活一天，这会儿吃完饭天就黑了。

这时候京城晚上也没s什么去处，天黑后外面也不安全，所以只能在家待着。

四合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只亮着一个电灯，大多数人家里也只有大屋里通电，小屋卧室什么的都不通电，要么点蜡，要么就是煤油灯。

之所以这样，当然是为了省钱。

要知道，这年头可没有电表，交电费也不按度数走，而是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收电费，那就是——数灯泡！

你家里有几个灯泡，论个收费。

而且灯泡的瓦数不同，费用也不一样。

比如每月每只十瓦的灯泡是一毛钱，二十瓦的灯泡是两毛钱，以此类推。

这时候最常用的是十五瓦灯泡，只有有钱人家才舍得用二十瓦或者之上的。

所以一般家庭为了省钱，只在大屋里装一个灯泡。

这个方法在今天看来有些荒谬，但当时却理所当然，因为当时家家户户用得到电路的东西几乎只有电灯泡。

有条件好的家庭也许会用到电风扇，但这玩意儿只要你有，每年多交五块钱电费，一般家庭是既买不起，也养不起。

至于电冰箱之类的东西，那就只有极少数高干家庭才能用起，那种家庭也不需要交电费。

收音机这玩意儿是用电池的，不用通电。

三大爷闫阜贵家里也有一台收音机，在这四合院儿里，家里有收音机的除了他家，就是许大茂家了。

不管是门外那辆时时刻刻都被擦得锃光瓦亮的自行车，还是家里客厅这台收音机，都是闫阜贵一点一滴扣扣索索省出来的。

闫家一家七口人，除了闫阜贵和三大妈两口子，他们膝下还有三儿一女。

老大闫解成已经结婚了，媳妇儿叫于莉，小两口分家单过，但仍在一个锅里吃饭，住的也是隔壁闫阜贵单独隔出来的一间房子。

闫解成和于莉小两口都是临时工，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二十来块钱，每月还要交给闫阜贵十五块钱算作住宿费和伙食费，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紧巴巴。

老二闫解放十七了，初中辍学后无所事事，现在在外面偶尔打打零工，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所事事，让三大爷老两口很是头疼。

老三闫解旷和四丫头闫解娣都还在上学。

闫阜贵工资是四十二块钱一个月，再加上大儿子两口子每月上交的十五块钱，也就是五十七块钱一个月，这一大家子人均可支配也就八块钱，算是底层老百姓最普遍的收入层次。

考虑到闫解成参加工作也没几年，在这之前一家人全靠闫阜贵一个人养活，供着四个孩子上学，供他们吃喝穿衣，这位三大爷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也就这两年才稍微好点。

但这么艰苦的条件，三大爷不但没落下孩子们的教育，还给大儿子张罗着结了婚，给家里置办了收音机和自行车这样的“大件”，成为了“本院第一”，把日子过到了人前头，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

这也是三大爷最引以为傲的事情，他一不偷二不抢，不犯法不背德，更不卑微乞讨，堂堂正正把日子过到这份上，别说是整个大院儿，放眼整个京城，有几个？

而之所以他能做到这些，就是因为他会算计。

三大爷常说的一句话叫“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人人都骂他闫老西儿、闫老抠，但三大爷并不在意。

抠怎么了？

你看谁家能抠出一辆自行车，抠出一台收音机来？

这叫本事！

可凡事一旦极端，就是过犹不及。

三大爷闫阜贵平日里听收音机怕费电都不敢放大声，跟亲儿子也丁是丁卯是卯一笔笔账算得清清楚楚，这也就导致一家子人都斤斤计较，凡事都要算计，利益更在亲情前。

一家人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