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是大汉的都城所在，高官富豪遍地，别的不说，这种地方消息是最为灵通的。 刘洪虽然并无实质的高官重权在身，但也是宗室中的名士。刘洪府上突然大张旗鼓的被送进了好几车礼物，如此高调，自然会受到有心人关注。 再一打探，居然是丁氏书坊又刊印了三本算学书，被这刘洪看中，准备向天下的算学大家推荐这几本书。 丁氏书坊虽然在洛阳开设时间不久，但已经在洛阳有很大的名气，其出售的丁氏纸，甚至有超越左伯纸的趋势，更不要说印刷术一出，天下士人莫不震动。 东汉时期，在很多士家大族依赖家学的同时，办理私学之风也甚是盛行。其中，固然有部分大儒热心教化天下之因，却也离不开名利二字。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读书人的数量增加很大，在儒家成为官学、显学的同时，儒家内部也分化出很多学术流派。为争夺话语权和学术地位，各流派之间内卷十分激烈。 太学初立之时，只按照儒家的五经，设立了五经博士，随着诸多学派的兴起，太学已经设立了经学十四博士。 儒家经典还是那《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所谓经学就是，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 十四博士就是十四个被官方承认的经学流派：《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分欧阳、大、小夏侯；《诗》分，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分严、颜。总共十四博士。 注意，这十四个流派，都属于今文学派。在今文学派之外，还有古文学派。 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是儒家两个大的学派源流，其实这个名称是后世总结出来的，当时并不这么叫。 两者差异怎么来的哪？ 秦朝时，焚书坑儒，使许多经书亡佚。西汉初年，官方乃请遗老、长者口授经书，而以当时所使用的隶书记录成书，称为“今文”。 后来鲁恭王弄坏孔子的宅子，在墙壁中挖出了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都是用古文书写，称为“古文”。“今文”和“古文”撰写的经书，有很多差异的地方。 西汉时，当时已成名的经学大师都是传承的“今文经学”，为了保持其学术统治地位，根本不愿意承认古文的真实性。 但到了东汉，今文经学的传承派系已经固化下来，学术领袖的位置不够分了，很多未能在今文学派中获得足够地位的大儒，为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转而支持“古文”，脱离今文学派自立源流，逐渐形成了“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是新的学术领域，出论文，发文章容易，东汉年间，古文经学日渐昌盛，汉末时，大儒服虔、马融、郑玄皆尊习古文。 此外在儒家成为官学、显学的同时，其他先秦百家的传承也有所恢复，只是没有儒学昌盛而已，可以说汉朝四百年，是先秦学说逐步恢复的时期。最典型的就是道家和法家。 汉初之时（汉高祖刘邦登基时间是公元前202年），民生凋敝，国力虚弱，采用的治国方略是道家黄老的无为之术，道家由此快速复兴。 儒家兴起要到汉武帝时期了（汉武帝刘彻，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41年-前87年，共54年，已经是西汉第七位皇帝）。儒家兴起后，道家文化失去了官方的支持，但在民间依然流传甚广，并逐步发展出中国真正的宗教--道教。魏晋的玄学风气也是在这个基础产生的。 法家的传承实际更是一直没有断绝，秦时法家才是显学，汉朝建立之时，汉律基本继承了秦律，只是在执行层面增加了灵活性，不再如秦朝严苛。 后来更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实行了“德在法先”，儒法两家有所合流，法家源流也被纳入士人之内。 汉末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法家传承大族集中在颍川，包括荀家（荀或他们家，是荀子的直系后人）、钟家（钟繇的家族）、郭家（郭嘉的家族）。 其他的农家、墨家、兵家、纵横家等等，也都有传人流派存在，只是因为儒学成了官学，很多其他流派的传承之人，为了能够立于朝堂，往往继承本身流派之外，也会同时修习儒家经典。丁宽师从徐淑，习的是《六韬》，虽然也被划入广义的士人，但如果细论起来，应该是兵家的传承。 汉时的学术文化领域与先秦已截然不同。百家还在，只是不再争鸣罢了。 先秦时期，七雄并立，诸子百家纷纷依附各国，到了汉时，已经是天下一统，百家之争，已经由各国的明争，转化为朝堂之上的暗斗。 汉时朝堂之争，最得势的是儒家今文学派，几乎汉朝所有的三公九卿、重臣名臣都是出自今文学派。而今文学派的学术传承，依赖的就是太学和家学体系。 东汉时期，儒家的古文学派逐渐兴盛，加之其他诸子百家也有所恢复，虽然始终未能成功挑战今文学派在朝廷中枢的统治地位，但也影响力日渐增加，这些朝堂上属于弱势的流派，传承推广学术依靠的就是规模日益庞大的私学。 今文学派因成为官学而鼎盛，亦因成为官学而衰落，到了汉末灵帝时期，今文学派的核心之地太学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几乎彻底丧失了学术独立地位，甚至经常有人擅自篡改经文，以切合自己的政治主张。 就是这种背景下，宦官首倡，大儒蔡邕、杨赐等人附议，灵帝下旨，开始对儒家经文进行官方修订，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着名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表面上只是学术问题，但校对刊刻的背后，却是皇家专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