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金库还都还没打开，就这样，要是打开那还得了。这可是汇丰银行的金库，虽然只是天津的分行 但从清光绪九年，汇丰银行率先在天津筹建分行，汇丰银行就成为成为天津最早、最大的外国银行。 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主要业务为：一是享有纸币发行权。发行有一元、二十五元、五十元等面值不等的墨西哥银元。其在天津先后发行了加印“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字样的七种货币。到民国二十二年，天津银行发行钞票数额达四十七万五千元。 二是向中国政府贷款。“它与清政府、北洋政府都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从清光绪九年到民国十六年，共向官方借款四十八笔，合计三亿三千八百万两白银。获得了盐业与海关两大税源的托管权。” 三是天津对外贸易的主要结算银行。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成立不到三年，天津进出口贸易就发生了显着的变化。清光绪九年英国驻津总领事根据当时的情况报告说：“汇丰银行在这个港口有一个营业鼎盛的分行，使得天津的洋行在金融周转方面得以享受和上海洋行同样的便利，能够直接进口，节省了上海转运的费用，从而得以较低的价格把货物运到天津。” 四是把持了天津的外汇市场。“每日上午十点前，以汇丰银行为主席的‘外商国际汇兑银行公会’指定的外汇经纪人开始向各银行兜揽外汇买卖，视供求情况参照当日上海汇丰银行牌价，决定天津当日挂牌市价。”可以说，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当时操控着天津乃至整个华北的金融。其成功模式对于促成天津成为“北方第一大金融中心”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有着特殊的地位。 而且汇丰银行开办后，一改在华外商银行只重汇兑不重存款的做法，将存款业务列为银行主要业务之一，清末时国人没有什么存款的概念，普通百姓也没有什么钱储蓄，每天活着都麻烦。 因此达官显要的存款才是汇丰银行关注的重点。为了吸引他们，汇丰一面做广告宣传储蓄的种种好处，一面规定存户资料绝对保密，中英两套账目从不示人，这一招果然有效，《北华捷报》说，汇丰成为“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际上，汇丰银行的举措获得了当时不少权贵的芳心，清廷官吏、民国政要宁愿少取利息，也要将贪污、搜括所得的巨额资财存入汇丰银行，以保证安全。连年战乱，局势动荡不定，外资银行利用自身种种优势，始终是吸收中国人存款资金的重要处所。 在世界大战之际，中外贸易受阻，中国政府举借外债减少，但是汇丰银行吸收中国人的存款快速增加。因为中国有钱的官吏和商人怕把钱存在当地银行会被军阀们突然提走，常常想方设法把他们的钱隐蔽起来，于是他们把白银运往上海和香港，存入英国银行，特别是在汇丰银行开立存款户和往来账户。 到欧战结束时，汇丰银行吸收的存款大为增加，这就弥补了因缺少政府借款和国际贸易脱节而带来的损失。欧战爆发后，汉口花旗银行大班曾得意地说：“世界大战发生了，美国是中立国，花旗是可靠的银行，中国人的存款马上都会自然而然地送进花旗来。” 果然，许多新老军阀、贪官污吏、富商巨贾等陆续将私有款项存入花旗银行。尽管该行在吸存方面比较挑剔，如存款1000元方能开户，只吸收袁头现洋、库平现银，存期起码半年，年息1.5厘至2厘等，其存款额还是很快由一、二百万元增至四、五百万元。 BJ花旗银行吸收存款，独出心裁，在存款单据上特别标明“北洋大头”字样，以示取款时用现大洋支付，不受政局动荡及金融波动影响。 结果，这一措施，使得当政显要、下野官僚、前清遗老、首都绅耆纷至沓来，无不趋之若鹜。诸如清室摄政王载沣、贝勒载涛、遗老姜桂题、王怀庆，军阀李纯、蔡成勋，显要何丰林、张作相以及崇文门关监督胡若愚，农商部司长王怀清等均在该行有大批存款。其中仅就曹锟贿选一项，参众两院议员受贿分赃不下五、六百万元。其中八成以上，被该行吸收为长短期存款。 截至欧战结束，花旗银行分支机构在世界各地吸收的存款额分别为：纽约199.1万美元、巴拿马536.9万美元、圣多明各660万美元、菲律宾589.5万美元、海峡殖民地202.4万美元、荷属东印度215.7万美元、英属印度1348.6万美元、日本808.8万美元、英国407.7万美元、中国北方3084.6万美元、中国南方1085.7万美元。花旗银行在中国吸收的存款额约占其国内外分支机构全部存款额的将近一半，由此可见在华分支机构对该行的重要性。 其中的原因也是复杂，也有好事之人分析称：第一，外人在华依照条约，有设立银行之权利，而无相当之限制。 第二，外人在华有租借地、租界之武力保障，及领事裁判权之法律保障。 第三，国内乱频仍，内地资金集中通商大埠，权贵富绅资财多存于外商银行，而且失意政客逃往租借地或国外者，其资财多存于外商银行。 第四，民国无管理外商银行之机关，亦无完善之银行法规。 第五，我国关税、盐税因担保赔款及外债，均存外商银行。 第六，我国币值涨落无定，人心不安，乃竞购外币，存入外商银行。 第七，因外商银行库房之坚固及租界之特殊情形，华商银行及钱庄多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