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并称战国时期两大显学。但当时，两大显学在实质上却都未受列国统治者的采用，儒、墨两家的治国理想在战国时期都没有得到实现。其实又何止儒、墨两家是这般的命运呢？

以焚书坑儒为分界点来说的话，在焚书坑儒之前，百家争鸣的情况下，并不能系统的去说哪一家的思想更加能受到统治者重视。所以在那之前，哪一家思想的没落或者说是荣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标准和界限。

往后去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思想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说明儒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更好去维护或者说是巩固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关系。

汉唐以来直到清朝之前，对墨家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这与儒、道、法诸家著书众多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儒家让人们的思想能够为当时的政治体制服务。道家让人们服从于自然，服从于天命，不会去违背当时尊称为天子的皇帝的命令。法家让统治者能够实行一套相对的体制去统治人民。这三家的思想都能够为统治者所用，可是墨家呢？

首先，墨家代表的是最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墨家所代表的农民阶层始终受到各国旧贵族的歧视。

从贵族士大夫的角度看墨家，墨子造车辖、制木鸢，从事于手工业，带领着他的众多弟子一同劳动，“重视生产”，以从事劳动为荣，且墨家弟子大多都来自于社会下层。正是由于墨家所代表的这种社会阶层，列国贵族士大夫对其多持鄙视态度。例如《贵义》中“墨子南游于楚”，楚国大夫穆贺说墨子的学说是“贱人所为”，将墨子称为“贱人”，这里的大夫穆贺其实也代表了楚王的看法——对于墨家十分的轻视。

这个是立场矛盾的问题，已经触及到了本质。那么墨家的主张又怎么能被采纳，进而服务于当时的封建社会的体制制度呢？

我们之前就说过，在古代封建王朝，人民百姓都只是被那些上层统治者们视为“牛马畜生”，根本就不曾被当做人看过。在那种情况下，墨家站出来维护人民百姓的利益，就好比是一个动物保护爱好者，跳出来和你说，家畜那么可爱，那么可怜，为什么要吃家畜，应该放生。但是我们都知道人不吃肉，身体迟早都要出事的。所以墨家的“兼爱”主张，更多的其实更加像是一个“空想”一个乌托邦的梦。墨家的政治主张太过于“理想化”，得不到支持与实践，一直处于空想的状态。

其次，墨家提倡的“非攻”，反对“不义”的兼并战争又与新兴地主阶级产生了矛盾，根本就是有违于“大统一”的趋势。

最后而在墨家内部，因为“尚同”思想，要求统一行动和观念，墨家俨然已经类似于宗教团体的存在。在这个宗教组织中，缺乏制度的规范和支撑，钜子权力过大，缺乏制衡的力量，决策、调令皆出于一人，极容易出现失误。而决策中的失误损耗了墨家的力量，加快了墨家衰弱的速度。

加之随着时代的推移过去，墨家也已经开始在原本的主张上出现了一些偏离，所为的是在激烈变化、动荡的时代谋求生存和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然而就其根本而言，还是因为墨家的学说过于理想化，或者说就是一种空想。

虽然墨家思想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但是其最根本的主张是兼爱，几乎一切观点与主张皆由此生发。可是兼爱的这个观点太过于理想化，理想到什么境界呢？到了现在都没有实现的程度。现在的社会虽然没有了阶级，但是有了阶层，而他兼爱的观点是在没有阶级分化的情况下才能够去实施的。因此，所有理论观点的基础，也就是兼爱本身就过度理想化，又如何能指望由此派生出来的其他观点，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呢？

重视生产，乌托邦空想，宗教专制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相互渗透，很难分割。虽然说他有着剥削阶级所缺乏的重视劳动和讲求互爱的光辉观点，但总体上客观来说。墨子的主张并不不符合当时封建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的。

以上的那些说法，其实追本溯源，最最关键的，也是最最重要的，还是他轻视了人心人性的“本恶”属性。

我们之前说的“人心人性是混沌的，而且人性本恶，且趋利避害”。这个更是叶枫的主张。

其真正的理解和运用方式，应该是，你在考虑到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能偏颇单一的善或者恶，因为那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是善恶黑白交织的混沌。而如果一件事情，你从人性善或者人性恶去考虑的话，会得到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坚持“人性本恶，且趋利避害”作为思维起点，以及考虑选择优先级。

就是说，你在思考过程中，千万不能忘记人是善恶两面，但是一旦到了要出结果，到了必须善恶二选一的时候。一定要将“人性本恶”放在第一位、优先去考虑。

墨家虽然也承认人心有善有恶，但是他却认为人性本善，不然，“兼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而且就和墨家“尚贤”是一样的，因为墨家太追求完美，因此太过于极端了。

说到底墨家自身还是有很大的缺陷，加之它忽略、轻视了人心人性。

而这些也是叶枫不喜欢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