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澄在信都游历乡里，体察民情，耗费了太多时间，但也并非没有收获，以冀州为模版，多少增加了对这一时期底层民众的了解。 毫无疑问，田亩分配是所有人最关心的事情。 东魏承袭北魏旧制，十五岁以上男丁授露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但实际落实时，通常因考虑休耕轮作，故授田时—般按休耕周期加一或两倍，即男丁授田80至120亩，女子授田40至60亩，也称“倍田”。 历史上，至北齐立国，虽然东魏西部遭遇巨大破坏，连年征战导致民不聊生，但还是减少了分田数额，由男丁80至120亩，确定至80亩。 而更关键的一点是将授田年龄由15岁提高到了18岁，北齐在12年后建国，已经面临不小的人口压力。 而到了隋朝初年，在狭乡地区，男丁更是仅授田20亩。 不同时期的土地兼并方式，也有不同。 北魏、东魏、北齐民众私有的田亩仅男丁所授20亩桑田为永业田，可以流传子孙，其余都是需要归还国家。 法令明确规定永业田不允许买卖，因此这一时期的土地兼并，以奴婢授田与耕牛授田为主。 奴婢授田等同良民，在东魏治下，男仆得80至120亩，另有桑田20亩做永业田，女仆授田40至60亩，麻田5亩。 每头耕牛授田60亩，每户限4头，即240亩。 这就是目前高澄所面临的土地兼并方式，世家大族依靠奴婢与耕牛占有大量田产。 而依靠门阀上位的隋唐最终废除了奴婢与耕牛授田，但到了唐朝却开了一个更大的口子： 允许永业田买卖。 因而唐朝土地兼并方式则以世家大族积累私田，即永业田为主，最终导致公田越少，而私田越多，最终引发均田制的崩坏。 北魏至北齐世家大族依靠奴婢耕牛获得大量土地，但说到底，这些土地属于国有，而永业田的兼并则属于土地私有。 高澄现在面临一个窘境，人口越多，人均分得田地越少，百姓越贫困，也更容易卖身为奴，从而使得田亩更向世家大族集中。 改革税制，由按户收取人头税改为按人收取人头税，效果有。 按户收取人头税的唐朝15年新增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按这样的速度换算，人口翻倍25年足矣。 而高澄所要效彷的汉朝，人口翻倍却需要38年时间，足足能够延迟13年。 改革税制从来都只是延缓人口增长速度。 汉朝除了因对外扩张，穷疯了的汉武帝将幼童的人头税提前到3岁，其余都定在了7岁，这也是考虑到了古代婴儿夭折率的问题。 人口税并非从出生就开始收取。 改革税制，同时配合废除奴婢、耕牛授田，让世家大族的畜奴行为除了个人享受之外，得不到任何利好。哪怕高澄将奴婢的人头税设置极低，也能逼迫世家大族大量释奴。 高澄管不了后世子孙怎么做，但在他的执政下，废除奴婢、耕牛授田，维护永业田不得买卖的制度，就是对土地兼并的重拳出击。 这一行为不能等到统一全国再开展。 必须在掌控力度最强的关东开展，将来陆续吞并其余地区，便能自动纳入关东体系。 真要等将来统一之后再实施，所面临地将是全国性反对，叛乱也将周而复始。 特别需要提出一点，按户收取的人头税税额与按人收取人头税税额不同。 按户收取，每一夫一妻每年收布帛1匹。 （汉朝时一匹布大概300钱，唐朝贞观年间一匹布大概360钱，没查到北魏至北齐的数据，就以300钱为算。) 恢复汉制，按人收取，以汉朝人头税最高的汉武帝时期为例，成年男女每人每年120钱。 即一夫一妻每年240钱，这意味着在孩童长到7岁缴纳20钱的口赋以前，所需缴纳的税额是要低于按户收取。 也相当于三个孩童7岁以后，所需缴纳的赋税才与按户收取相同。 而前7年，每年可为百姓减税60钱。 因此税制改革，对于拥有子女不超过三人的夫妻，几乎没多少影响，甚至还能给她们在前7年减轻负担。 真正受到影响的是生小孩跟产猪崽一般的人家，但他们享受7年减税的同时，也只需要熬过剩余8年即可。 高澄回到府中，当即写信对税制改革与高欢做具体汇报，之前的沟通已经得到了对方同意。 在税额上，高澄效彷汉武帝，十五岁以上成年人，人均120钱，但在儿童口赋，他提升了20钱，即40钱。 养育三个子女，前七年每年节省60钱税款，后八年相较于按户收取增加60钱的税款。 换算下来，一夫一妻在同一时期养育三个子女成年所承担的税额不变。 与高欢详尽说了这些，便开始着重提起废除耕牛与奴婢授田。 如今河北的倍田制度已经举步维艰，高欢在给高澄的回信中也深感忧虑。 高澄的应对之举正是效彷隋唐，连人的田地供应都已经出现短缺，哪还有空余再跟耕牛分配。 而废除奴婢授田高澄也说得清楚，就是要让士族畜奴变得无利可图。 既然畜奴无利可图，对于奴婢的人头税高澄定得极低，成年良民人头税120钱，儿童40钱。 高澄却只给奴婢定了20钱，相当于15名奴婢缴纳300钱，即一匹布的算赋。 20钱的税额对于世家大族属于可以承受的范围，总不能将他们逼迫过甚。 废除耕牛及奴婢授田势必招至世家大族的一致反对，但这也是改变土地向世家大族聚集的唯一办法。 奴婢越多，世家大族所获得的土地越多，从而使得可供平民分配的土